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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美國與德國對社會保障權的憲法規(guī)范模式分析
（作者未知） 2010/8/5
（接上頁）責任，以及對財產(chǎn)占取的補償。第l5條允許政府把土地、資源和生產(chǎn)手段“社會化”。這樣的規(guī)范模式對社會權的實施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是我們所關注的。實質(zhì)上不管是美國未將社會權憲法化的模式，還是魏瑪憲法將社會權憲法具體化的方式，或是現(xiàn)如今基本法將社會權高度概括的方式，社會保障權始終不能自動變成現(xiàn)實，而是需要通過立法和執(zhí)法的共同作用方能實現(xiàn)。而在這過程中，是會遇到?jīng)_突的選擇。因為需要以對其他人自由和權力的妨礙與侵犯為代價，各國在面對此項權利的保障時才體現(xiàn)出如此之差異。這也正是憲法社會權通�！安荒茏鳛橐环N直接的能夠獲得司法保護的公民權而被證立，這一點對于看待基本法中的基本權是非常重要的”。
德國在對待社會保障權司法化問題的做法是：
1．權利的司法救濟問題的解決前提是要求此權利經(jīng)過立法實施。因為通常認為社會國體原則是對立法者和行政機關的一半授權�！�1954年，聯(lián)邦行政法院判決社會正義原則授予窮人獲得福利資助的個人權利。但這項原則不能被個人直接依賴，而是必須基于立法調(diào)控。憲法確實要求政府提供人類基本需要，但何為基本需要則是立法者決定的問題。然而社會國體原則可以輔助并影響其他權利條款的解釋”。
2．聯(lián)邦憲政法院在面對所謂立法者決定的問題肘，采取了溫和的措施。目前有學者將此種措施稱為“弱救濟”方式。所謂弱救濟方式指德國憲法法院在面對類似于“政治問題”時，由于可能不適合由法院來作決定的，法院的裁判會給政府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但又未放棄直接司法干預的可能。這跟聯(lián)邦憲政法院一直強調(diào)《基本法》的政治中立地位，拒絕采用任何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解釋社會國體不無聯(lián)系，使社會權實現(xiàn)直接司法救濟將會觸碰到諸多問題。但否認社會權的司法裁判性將有違權利的救濟性特征。于是德國不采用直接強制實現(xiàn)其司法裁判的方式，而通過司法的克制與妥協(xié)，法院在裁判時，給政府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已達到督促立法與行政機關根據(jù)實際情況將憲法關于社會權的規(guī)定具體予以實現(xiàn)。有學者認為“對于社會權，在其憲法文本文件的規(guī)定如此籠統(tǒng)，憲法審查上有如此克制的德國，實際上卻是世界上提供社會福利最多的政府之一，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⑤’’。德國在對社會權的問題上，是否明智之舉，得看社會權的實施狀況是否真正令廣大民眾受益；又是否值得我們深思，有還得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來考慮。
三、對德國與美國社會保障權的憲法化與司法化的比較
美國的“福利權”的憲法地位無法確立，對養(yǎng)老保障等社會保障權利的保障更多的是借助于各州的立法和相關的法令。美國法院在通過憲法判例確立社會福利權的憲法權利地位作出了許多努力，但憲法對社會福利的保障還基本停留在上述程序性保障上，尚未將社會福利視為基本利益。德國的基本法對社會權的確定，是通過“社會法治國”原則來體現(xiàn)的。社會法治原則較容易透過基本權利將社會保障權具體化，使其具有實質(zhì)意義。德國的“社會法治”原則是具有一定的憲法拘束力的。
美國與德國的憲法化社會權的模式雖然具有差異，但兩國都是被承認為“福利國家”，各國在對人民社會權進行保障方面所作的努力，可體現(xiàn)對這項保障的要求。基于這種要求，國家需積極為人民提供、完善社會保障。司法審查中，都運用到了憲法解釋方法。美國方面，在無法找到憲法規(guī)范社會保障權的前提下，法院利用擴大解釋憲法文本的方法，使社會保障權找到依據(jù)。德國法院采用借助社會國體原則與其他權利條款相結合的整體性解釋方法來審判。因此法院在一定程度推動了有關社會權政策的實行。不管是美國聯(lián)邦法院對社會權采用的在程序上的保障，還是德國法院采取“弱救濟”方式，實質(zhì)上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對社會權的司法性問題之所以存有爭議，關鍵還是在實行社會權的可裁判導致的民主政體與自由的沖突，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因為鑒于社會保障權的司法實踐會造成對民主自由的挑戰(zhàn)，現(xiàn)行理論界所持的觀點是“國家在保障及實踐社會基本權利時，必須透過法律之程序不可，也必須對個人的、傳統(tǒng)的自由基本權利，予以高度之尊重，求得最大的協(xié)和及予自由權最小之限制”。最大限度的保護個人的自由權利，并由人民依據(jù)自己的能力，創(chuàng)造幸福及造就發(fā)揮其才能，而非完全依賴國家之給付原則。人們對福利國家的批評之一就是認為它損害了人的自由，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是懶人的借口。筆者認為強調(diào)個人自由的核心地位固然沒錯，但不能因此忽略了人對于安全和保護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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