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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離開與走近——論基督教影響下的聞一多和海子
（作者未知） 2010/8/27
（接上頁）字架上》、余杰的《香草山》、舒婷的《最后的挽歌》、羅擷白的《被上帝遺棄的女兒》、莫言的《豐乳肥臀》、北村的《消滅》、張清平的《林巧雅》、周成平的《妞妞》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圣歌或《圣經(jīng)》原文的蹤跡。可見基督教文化在當代的影響。基督教文化提供的價值觀念也為新時期以來作家的價值觀的建構(gòu)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和思考的方式，“在傳統(tǒng)文化世俗之愛基礎上，融入了基督教文化提供的神之愛：批判是文學擔負的使命，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下，作家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原罪，體現(xiàn)了對道德批判艱難的超越；在價值指向上，基督教給我們提供了建立在上帝信仰之上的終極關(guān)懷”。
總之，無論是基督救贖犧牲精神的感召、愛和懺悔的引領(lǐng)，還是圣經(jīng)詞匯的借用、圣經(jīng)故事的化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人們身上都投下了自己的影子，而這影子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衍變成一個耀眼的不容忽視的光環(huán)。無論是冰心、郁達夫、徐志摩、聞一多、陳夢家、艾青，還是穆旦、綠原、曾卓、顧城、舒婷、海子、伊蕾，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達他們對基督教的思考，用基督教的觀念反觀和體認世界。
聞一多，在清華讀書時曾參加“上社”，曾連日讀《圣經(jīng)舊約》，并與同學討論教義的事，1921年接受基督教洗禮。作為西方政治文化根基之一的基督教，進入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視野，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很大的沖擊。對這一現(xiàn)象，劉小楓解釋道：“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與民族自強問題的交織，文化民族主義一直是漢語知識分子的個體信仰尋位的潛在規(guī)定�！甭勔欢嘁膊焕狻Ｂ勔欢嗍莻�愛國者，儒家傳統(tǒng)的浸淫使他在骨子里有救國救民的使命感。聞一多在尋求救國之路時，注意到了宗教問題。他認為，一種健全的民族精神必然與宗教精神分不開，而中華民族的衰敗正在于缺乏一種真正的宗教精神。在他看來，這種宗教精神指民族凝聚力、真善美的意識、崇高信仰與向上意志。他說：“你沒有靈魂，沒有上帝的國度，你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一盤散沙，一群不知什么是愛的天閹，(因此也不知什么是恨)你沒有同情，也沒有真理觀念�！甭勔欢鄬χ袊巳狈ψ诮叹穸笸髧@息。在聞一多看來，宗教具有喚起人潛能的力量，即人的意志力。這種強烈的意志力來源于人的生命意識，就是他所說的“生的意識”。同時他還認為，宗教，對于一個民族、國家的振奮更為重要。他說：“往往有人說弱者才需要宗教。其實是強者才能創(chuàng)造宗教來扶助弱者，替他們提高生的情緒，加強生的意志。就個人看，似乎弱者更需要宗教。但就社會看，強者領(lǐng)著較弱的同類，有組織的向著一個完整而絕對的生命追求，不正表現(xiàn)那社會的健康嗎?因此，他之所以走近基督，是為了提高國民性。而基督為眾生釘死十字架的殉道者形象和救贖精神，也讓有著強烈愛國意識的聞一多堅定地走近基督。
但是，聞_多到美國留學后，卻對基督產(chǎn)生了懷疑、動搖。自己初涉婚姻之河的煩悶，留學求生的遭遇，種族歧視，貧富對立，朋友盧君因感情生活不如意而精神失常，朋友孫君因不得志而投湖自盡，種種殘酷的現(xiàn)實讓他思考生與死，生了一場大病，甚至“要發(fā)瘋”，他對上帝產(chǎn)生了懷疑，逐漸失去了基督信仰1922年9月24日致吳景超的信：“我坐在飯館里，坐在電車里，走在大街上的時候，新的行色，新的聲音，新的臭味，總在刺激我的感覺，使之張惶無措，突兀不安。感覺和心靈是一樣地真實，人是肉體和靈魂合并而成的。”他在1922年12月4日致吳景超信中還寫道：“來信談及生死問題。這正是我近來思想之域里的一陣大風云。
我近覺身體目衰，發(fā)落不止，飲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時時覺死神伸出瘦削的手爪在我的喉嚨上比畫，不知哪一天就要卡死我了……我要享樂，我要創(chuàng)造。創(chuàng)造將要開始，享樂還沒有嘗到滋味，就要我拋棄了生命到那不可知的死鄉(xiāng)去，我怎甘心呢?……我喪失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我還是個生命之肯定者，我的神秘性mysticism還存在，所以我還是有宗教的人�！甭勔欢噙@些時而高亢時而低沉的反應，可見他內(nèi)心世界的極端矛盾痛苦。而最終讓聞一多從痛苦中走出來的是他對藝術(shù)的信心。既然基督已經(jīng)不能救人救民，只能另尋出路，他認為藝術(shù)可以救他。他“在考慮生死問題時，接受了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影響，尤其是曾使20世紀的文人和哲學家的思想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的叔本華和尼采等思想家的哲學。尼采認為，要解脫人生的痛苦，有一條途徑，就是用藝術(shù)來拯救人生”。后來他又相信“國家主義”，認為進行政治改良是一條救國之路。他在1924年6月14目給家人的信里說：“近者且屢思研究美術(shù)，誠足提高一國之文化，為功甚大，然此實事之遠而久者。當今中國有急需焉，則政治之改良也。”由此看出，聞一多認為愛國的根基是文化，實現(xiàn)民族理想的手段是政治。聞一多表面上離開了基督，走向藝術(shù)救國的道路，甚至一度陷入國家主義的誤區(qū)，但核心沒變，是從救世與否出發(fā)，那就是尋找救國之路。
聞一多的詩學觀深受（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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