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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女神》批評與《紅燭》創(chuàng)作考論
（作者未知） 2010/8/27
（接上頁）要盡量地吸收外洋詩的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chǎn)生的寧馨兒�！甭勔欢嗾J為，詩與一切藝術一樣，都“應是時代的經(jīng)線，與地方的緯線編織的一匹錦”，新詩人應該隨時都不能忘了我們的“今時”與我們的“此地”。他進一步分析說，《女神》“薄于地方色彩”表現(xiàn)為使用大量的西方事物名詞、典故和洋文，以及他所謳歌的東方人物如屈原、聶政、聶婪、莊子、老子、墨子，“都帶有幾分西方人的色彩”，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之一是“《女神》之作者對于中國文化之隔膜”。
批評《女神》與《紅燭》的創(chuàng)作
聞一多批評《女神》時提出的上述藝術主張，在《紅燭》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自覺的貫徹。鮮明的民族色彩是《紅燭》的一個重要的美學特征。在統(tǒng)攝全書、堪稱“主題詩”的《紅燭》詩前，他引用李商隱的名句“蠟炬成灰淚始干”作為題詞�！短栆鳌�、《憶菊》都和我國古代詩中的意象既有聯(lián)系而又完全是嶄新的創(chuàng)造�！短栆鳌吩凇峨x騷》意象的基礎上使之現(xiàn)代化，作了飛躍性的拓展。《憶菊——重陽前一日作》中的菊花本來也是傳統(tǒng)意象，但在聞一多的演繹下，最后顯露為“我的希望之花”燦爛開放，獨特新穎，迥異于前人，可以說已經(jīng)使之“脫胎換骨”，與“時代的經(jīng)線”密切地結合起來，獲得了鮮活的生命。《紅燭﹥中的許多篇章，在提煉白話口語的基礎上，吸收古典詞語，化用傳統(tǒng)典故，同時又適當采用一點歐化句法，多種元素有機結合，形成獨特風貌，大大提高了詩的語言表達能力，新奇而富有創(chuàng)造性。
這種融合得益于聞一多良好的古典文學修養(yǎng)和留學的機緣。聞一多在清華，最初學的是古文，寫的也是古文。他對舊體詩詞賦均有所嘗試，并得到老師賞識，在學校享有盛名，曾輯有未刊之《古瓦集》。“五四”以后，轉(zhuǎn)而鐘情新詩，全身心投入，收獲甚豐。1922年寒假，在蜜月之中，競完成論文《律詩之研究》。暑假“放洋”前，又復“埋首故實”作《義山詩目提要》，“研究放翁，做筆記少許”。到美國留學，雖然學的是美術，卻只是以美術為文學之輔助而已，仍對中國古代詩歌研習不輟。到芝加哥以后，趁開學之前，“作就陸游、韓愈兩家的研究，蠅頭細字，累紙盈寸”。開學后，又稱“近復細讀昌黎，得筆記盈寸”。他與同住學友愛在晚飯后到芝加哥的公園散步，躺在草地上同讀﹤十八家詩選﹥等中國古詩。與此同時，在留學期間，他廣泛地涉獵了歐美詩歌，對于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特別偏愛，衷心欽敬。這些英國詩人一般注重詩的節(jié)奏和形式，讓講究詩歌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的聞一多強烈共鳴。《紅燭》中的長詩﹤西岸》篇首特地引錄了濟慈的詩句作為題詞。在﹤秋色﹥里，詩人要“借義山濟慈的詩／唱著你的色彩”。他與當時的著名美國詩人如桑德堡、佛萊其、蒙若、溫特等有過有益的交往，還曾經(jīng)應邀作過關于美國現(xiàn)代詩歌的講座。正是在東西方詩歌的比較、參照中，他日益堅定地走上了融通中外、貫穿古今的藝術發(fā)展道路。
聞一多認為，郭沫若《女神》中那種過于歐化的毛病，從詩歌創(chuàng)作的角度分析“也許就是太不‘做’的結果”。聞一多這里的“做”指的是一種自覺的文體建設的精神與態(tài)度。盡管聞一多“也不相信沒有得著詩的靈感者就可以從揉練字句中作出好詩來”，但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仍直接批評說“郭君是個不相信‘做’詩的人”。這是符合事實的。
當《女神》以驚世駭俗的藝術品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詩歌美學發(fā)生激烈的對抗與沖撞，其卓然獨步的雄姿震撼新詩壇時，郭沫若最初作詩的直接誘因卻很簡單：與日本姑娘安娜的戀愛，愛情帶來了創(chuàng)作的激情與靈感。對于國內(nèi)如火如荼的“文學革命”，詩人“雖然聞聽了他們的風聲卻不曾瞻仰過他們的實際”，《新青年》雜志在1920年回上海時才得以閱讀。當時詩人得見的唯一國內(nèi)刊物是﹤時事新報》，訂于1919年9月。而《女神》創(chuàng)作始于1916年初夏。沒能直接沐浴“文學革命”春風的留日學生郭沫若，自然也沒有加入胡適、劉半農(nóng)、周作人、冰心們“自古成功在嘗試”的積極文體建設大軍。所以在創(chuàng)作之初，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國內(nèi)的“白話詩”文體規(guī)范：“我第一次看見的白話詩是康白情的《送許德珩赴歐洲》(題名大意如此)，是民八的九月在《時事新報》的《學燈》欄上看見的。那詩真真正正是白話，是分行寫出的白話，其中有‘我們喊了出來，我們做得出去’那樣的辭句，我看了也委實吃了一驚。那樣就是‘白話詩’嗎?我在心里懷疑著，但這懷疑卻喚起了我的膽量。我便把我的舊作抄了兩首寄去。一首就是《鷺鷥》，一首是《抱和兒在博多灣海浴》�！本瓦@樣，在與“五四”文體建設步伐幾乎脫軌的情形下，郭沫若以《女神》輝煌崛起。這種幸運和郭沫若自身氣質(zhì)的結合，使郭沫若從此成為寫詩“是最厭惡形式的人，素來也不十分講究它”。郭沫若在談及自己的性格即藝術氣質(zhì)時說：“我又是一個沖動性的人，我的朋友每肯向我如是說，我自己也很承認。我回顧我走過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自己的沖動在那里奔馳；我便（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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