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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話本作品中漢語文化負載詞英譯評述
資源天下 2016/7/13 8:43:27
摘 要:近年來，作為中國古代話本最高峰的“三言二拍”不僅因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鮮明個性色彩成為國內外中國研究的重大熱門，這些作品于與中國遙相呼應的歐洲文藝復興誕生于同一時代，其中描述的人本觀念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也為世界提供了珍貴的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演變研究的素材。因此，漢語文化負載元素的英譯是否準確，關乎通篇文章意蘊的傳達，這些都直接影響著我們能否向外界展示出古代中國真實的社會風貌，也對中國形象有著切實的影響。
關鍵詞：《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漢語文化負載詞英譯；翻譯特性；翻譯策略
在將孕育于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中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社會民族風情與習慣、地理風貌以及飲食特色與習慣翻譯到英語的過程中，必然要面臨的難題是英語的缺省。些負載著漢語文化的詞匯短語所蘊含的意象以及歇后語的特殊表達方式都是向外傳遞中國文化尤為重要的一環(huán)，對外界更深層次地了解中國以及中國進一步擴大其國際影響力都有著重要的作用。然而漢語文化作品的英譯中面臨著諸多難題，連淑能在其著作《英漢對比研究》指出英文為形合語言而漢語為意合語言，漢語作品英譯過程中難點則為言外之意語言外之意的傳達（1993：48）。
本文選取我國楊憲益夫婦和美國漢學家白芝（Cyril Birch）所譯的三言二拍系列中馮夢龍《喻世名言》中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兩個英文譯本，對其中的漢語文化負載詞英譯實例進行對比分析。探求在中國文化傳遞過程中，翻譯的“去字梏”、“重組句”和“建空間”原則潛移默化的影響，并以這三點原則反映出翻譯所具有的本質特征。
一、英譯中的“去字梏”
在漢語文化英譯時，文本的意義不是每個詞意義的簡單相加。所以要想讓翻譯得到再生從原文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在不去除字存在的情況下，正確把握每個詞的意義，細心揣摩作者意圖，全面把握上下文的關系。去除字梏首先要求我們避免受到流行翻譯觀念即逐字對應的影響轉而樹立正確的翻譯觀念，還要求譯者在其指導之下自覺地改除習慣性的逐字對譯的習慣。
例如對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主人公“金玉奴”名字的翻譯上兩種譯本大不相同。在楊憲益夫婦的譯文中直接將其音譯作“Yunu”，而在白芝的譯本之中，將其“玉”譯為“Jade”，“奴”譯為“slave”，進而其全名為“Jade Slave”。本文認為，楊直接進行音譯的名字更為符合中國漢語文化所負載的意義。在中國魏晉時期常將“阿奴”作為小兒乳名，后來“奴”常用作青年女子的自稱或是對他人對于女性的昵稱，這里的“玉奴”正體現(xiàn)了其父金老大對此獨女的喜愛與珍視。而白芝將其譯作的“slave”并不具有這層意義，并且其主要指低下階層的勞苦者，這與原文中的家資頗為殷實的美嬌娘形象并不相符。
對于一些詞匯，二者對于字梏的破除方式有所不同。如“士人”在楊的譯本中為“gentleman”而在白芝的譯文中則是“a man among the scholar class”,二者間的意義大不相同，在英語中，gentleman常用指有一定社會地位尤其是有閑有教養(yǎng)又有錢的男子，但“士人”在文中則是古代“士農工商”中的知識分子階層，金父作為乞丐的頭目，具有一定的錢財，但并不擁有社會地位，僅僅是不被化為“娼、優(yōu)、隸、卒四般賤流”之中，在階層意識根深蒂固的古代封建社會之中，他想尋求的是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并不一定具備gentleman所具備的明顯特征或是已經步入仕途，但在科舉制度下，士人的目標必然由“士”步入“仕途”，因此他們必然是屬于“scholar class”之中的。
而“宰相”“尚書”兩詞則為中央官職，楊憲益將其轉換為“minister or councilor of state”而白芝則是“a President of a Board or a Prime Minister”，前者強調該官職在政府中的統(tǒng)治地位，后者將這兩個官職轉換為西方讀者所熟悉的固有詞匯，與原文語境和當時歷史環(huán)境下該官職的具體職責有所差異。在皇權不斷加強的封建統(tǒng)治體系中，宰相和尚書不過是身居高位只為真正的統(tǒng)治者——皇帝，提供意見的人，因此將這一詞賦予過高的價值有悖于原文的表達。但若考慮語境，這句話由金玉奴的市儈叔父說出，在其心目中，這兩個職位意味著“士人”的頂端，與莫稽這個僅僅是“士人”底層的秀才有著云泥之別，也凸顯出了尚書與宰相的地位之顯赫，亦相當于西方的總統(tǒng)與首相，更易為西方讀者接受。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字梏破除存在的困難不僅是英文的缺省導致的，更是文化地位的強弱的體現(xiàn)。
二、英譯中的“重組句”
除去了原文的字梏，就必然涉及原文的句子，在精讀熟讀原文，把原文的意義、神韻全部把握住了再根據不同的語言規(guī)律（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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