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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的發(fā)展與前景
（作者未知） 2009/5/5
（接上頁）提出“知難行易說”，一反傳統(tǒng)哲學中的“知易行難說”，不是討論純粹的哲學問題，而是為革命實踐制造輿論。但在《孫文學說》中，孫中山提出“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并吸收了傳統(tǒng)哲學的某些內(nèi)容。
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嚴復是第一個比較系統(tǒng)地翻譯和介紹西方哲學的啟蒙思想家。但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使中國富強。他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提倡“物競天擇”，意在倡民力，即民族自強；翻譯斯賓塞的《群學肆言》和約翰•穆勒的《群己權(quán)界論》，主張劃定群與己、即社會與個人的權(quán)力界限，意在倡民權(quán)與民德，即個人自由、平等的權(quán)利。他還翻譯《穆勒名學》與耶芳斯的《名學淺說》，大力介紹西方的邏輯思維方式，高度評價培根建立知識學的歸納法，為科學知識提供理論工具，意在開民智，即開啟科學的思維方法。他很重視《名學》之翻譯，自稱“此書一出，其力能使中國舊理什九盡廢，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嚴復集》第546頁）這顯然是針對中國哲學缺乏邏輯思維而言的。更重要的是，他用加按語的方式，在各書中闡述了批判舊學、提倡新學的主張，還批判了洋務派提出的“中體西用”的主張。嚴復所做的工作，確實為中國學術(shù)界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不愧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啟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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