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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學百年歷程
趙寶煦 2009/5/11
（接上頁）物質上皆損失慘重的空前浩劫，終于在1976年10月以活捉“四人幫”的方式宣告結束。當時人們歡欣鼓舞，熱烈情況與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取得政權，宣告全國解放時差不多。因此，許多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習慣稱之為第二次大解放。
打倒“四人幫”后，痛定思痛，出現了一系列現實問題被提出來需要認真回答，而這些問題絕不是背幾句教條就能敷衍了事的。例如：
為什么會出現“四人幫”?“四人幫”是壞人，但把像“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劫，只歸罪于少數壞人的行為，這當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回答。顯然，還應該去尋找更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思想意識上的以及體制上的原因。
總之，現實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決的問題要求給予科學回答。這些問題，包括理論方面和思想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也包括體制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它們大多屬于政治學研究的范圍，于是恢復政治研究的問題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提出來了。
1983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我并不認為政治方面已經沒有問題需要研究，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這樣，上下結合，中國政治學才得以恢復。
中國恢復政治學研究，是從重建中國政治學會開始的。
前面已經提出，中國老一代政治學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國政治學會，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分別召開過三屆年會。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把政治學與法學合并在一起，因此，1953年4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而1932年參加建立中國政治學會后仍留在大陸的老一代政治學家如錢端升、張奚若、錢昌照、周鯁生、許德珩、王鐵崖、樓邦彥等差不多都參加了這個中國政法學會。中國政法學會的第一任會長，是曾經在1945年4月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到舊金山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的董必武，副會長是沈鈞儒、謝覺哉、王昆侖、柯柏年、錢端升。1980年12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政治學會成立(重建)大會，全國除一些邊遠省市外，有24個省市自治區(qū)的15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領導到會祝賀。
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在講話中說：“政治學是一門重要的科學。建國后取消政治學研究是錯誤的，在理論上、實踐上都是損失”。他認為“政治學不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國家、政黨、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關系”。他強調，“要研究人民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對國家的領導，如何在一切基層單位，即社會組織的任何一個細胞里，實現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個公民作為主人翁來行使自己的權利；……”
中國著名老政治學家，當時已滿80高齡的錢端升教授在會上的發(fā)言頗為引人注目。他認為，蘇聯社會科學的落后與其過分集中而又僵化的政治制度、壓制民主有關。他強調研究政治學應提倡“首創(chuàng)精神”，要“采取一些新的想法，寫出一些新的論著，使得我們的政治學能夠滿足在新的歷史階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夠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對所出現的政治問題作出正確的解答，從而推動我們國家的繁榮昌盛”。他同時提出要發(fā)展政治學，創(chuàng)立新的政治學，還必須借鑒古今中外一些優(yōu)良的制度和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他還舉例說，西方某些國家中央與地方分權問題，就值得中國借鑒。
會議還通過了《中國政治學會章程》，選舉產生了中國政治學會理事、名譽會長、顧問、會長、副會長、常務理事，并任命了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等。名譽會長為錢端升教授及當時已92高齡的鄧初民教授。會長為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友漁教授。
中國政治學會的重建，是中國政治學發(fā)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全國性政治學會成立后，各省市相繼成立了地區(qū)性的政治學會。此后，不斷召開各種政治學專題研討會，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接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若干地方社會科學院也相繼建立了政治學研究所。
中國政治學會重建后，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吉林大學等近20個高等院校相繼建立了政治學系，培養(yǎng)政治學專業(y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和武漢大學等高校均先后設立了博士點。
1984年4月，中國政治學會正式成為國際政治科學協會(IPSA)集體會員。1985年7月，中國政治學會派出代表團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政治科學協會第13屆世界大會，代表團團長趙寶煦教授當選為該會第13屆執(zhí)行局委員。1988年8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第14屆IPSA世界大會，中國代表胡奇安教授接替趙寶煦教授任該會執(zhí)行局委員，并當選為副主席。
在圖書出版方面，政治學恢復以后，有關各種譯著紛紛問世，但報刊的數量不多。中國政治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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