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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語境與演述場域——以諾蘇彝族的口頭論辯和史詩傳統(tǒng)為例
畢業(yè)論文網 2009/7/11
（接上頁）我們的學術視界怎樣定位于每一次表演的實際觀察于是也就有了田野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如果我們從表演環(huán)節(jié)入手，來切近活形態(tài)的口頭敘事傳統(tǒng)，既要兼具宏觀與微觀的兩種視角，同時也要關注歷時與現時兩種維度，對每一次跟蹤的表演事件進行細致入微的觀察。應該說，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田野參與觀察的態(tài)度。而針對具體而復雜的表演情境，追蹤每一次表演事件的開端、行進、結束的全過程，我們或許需要更為具體的、更為靈活的觀察角度，也需要一種可資操作的技術手段。因為，當你進入田野之后，由于本人“在場”，主體與對象之間的鴻溝變小了（盡管怎么也不可能完全達到契合），從而感覺到了某種田野與文本的互動。然而僅僅將表演事件的背景作為一種語境來進行的近距離觀察，往往會導致視線的模糊與失真。因為語境是一種將對象客觀化之后的產物;作為主體，我們需要應對的是怎樣建立相應的觀察手段，去幫助我們不斷地調整觀察的角度，以捕捉并投射對象本身的存在方式以及這些存在方式與其存在場境之間的多向性聯(lián)系。在田野過程中，我們逐漸地產生了某種學術自覺。也就是說，相形于諾蘇史詩演述情境的復雜性與豐富性，我們也應該相應地采取一種學術主動性，以把握每一次在觀察中研究的對象。以下關于史詩演述場域問題的思考就來自于史詩田野研究的實際過程之中。
二、演述場域的確定:“五個在場”
在諾蘇本土社會，史詩作為一種神圣性的族群敘事傳統(tǒng)，首先是因為史詩的演述活動始終與人們的儀式生活有著一種內在的、多向性的同構關聯(lián)，這種關聯(lián)的語境化構成了史詩敘事的存在方式，達成了史詩敘事傳統(tǒng)及其演述方式（說/唱）之間的交互關系，同時也為我們的田野研究提供了一種可資操作的觀察視角，幫助我們在實際的表演情境中去確立觀照史詩傳統(tǒng)的演述場域。那么，我們在表演環(huán)節(jié)上從“克智”論辯傳統(tǒng)（歷時性維度）來確立儀式語境中的史詩演述場域（現時性維度），當是一種工作方法，也是一種研究方式，更是一種學術視界，因而也將成為闡釋諾蘇口承民俗與表達文化的一個關鍵性環(huán)節(jié)。通過田野觀察中的多次親歷體會，我們發(fā)現在史詩演述場域的確定問題上，由這樣五個起關鍵性作用的要素“在場”及其交互關系的“同構在場”形成時，才能確定史詩演述的場域，才能幫助我們正確把握并適時校正、調整史詩傳統(tǒng)的田野研究視角:
第一，史詩演述傳統(tǒng)的“在場”。
“先輩不開路，后代無路可行;前人不說克智，后人不會言語�！币腿素S富多姿的儀式生活和口頭論辯傳統(tǒng)，給史詩演述以存在的機制、在場的激活和動態(tài)的反饋，強化了史詩演述的影響力量和傳承慣性;而每一次的史詩演述都作為悠久傳統(tǒng)的“瞬間”再現，參與了傳統(tǒng)的維系、承續(xù)與發(fā)展�？疾焓吩妭鹘y(tǒng)的存在方式與內部運作機制，我們的視野往往可以大到一個地區(qū)、一個支系，小到一個山寨、一個家支。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在田野追蹤的過程中是否能夠發(fā)現并印證史詩演述的歷史傳承與鮮活場境，是否能夠親身經歷史詩演述人氣韻生動的表演過程與充滿細節(jié)的敘事場境。我們選擇大小涼山義諾地區(qū)的腹地美姑縣作為史詩田野，誠然有多方面的學術考慮，但史詩演述傳統(tǒng)的“在場”是最基本的前提，就史詩傳統(tǒng)的生命力表征及其折射的民俗生活的“表 情”而言，美姑彝區(qū)能夠為我們提供有力的“在場”證據。否則，史詩傳統(tǒng)發(fā)現與復歸，就會在云遮霧障的山地沉默中變得湮沒無彰。如果不到民俗生活中去發(fā)現表演傳統(tǒng)的“在場”，我們不也就可以像過去那樣坐在縣城或州府，眼觀八方，憑借搜羅到的各地史詩抄本來“匯編”一個毫無生氣、毫無表情的“書面作品”或“古典長詩”了?另一方面，演述傳統(tǒng)的“在場”，主要是指史詩的敘事行為是合乎傳統(tǒng)規(guī)定性的現實存在與動態(tài)傳習，而非僅僅作為一種文本考古中的歷史傳承來加以簡單地映證，否則我們大可不必以“這一次”表演事件為追蹤連線，去繼續(xù)推進“每一次”表演觀察的田野研究。
第二，表演事件的“在場”。
史詩演述有著場合上的嚴格限制，這規(guī)定了表演事件的發(fā)生主要體現于儀式生活:史詩演述的時間亦即儀式舉行的時間;史詩演述的場域亦即一定社會群體聚合、舉行儀式和儀禮的空間;整個儀式過程就是某一次史詩演述的接受過程，史詩演述的開始就是接受活動的始點，儀式史詩演述的結束也就是接受過程的結束。比如，在送靈大典上，史詩演述既出現在畢摩（祭司）的儀式經頌之中，配合著對祭祖送靈禮制進行解釋性的“聲教”活動，由畢摩神圣、莊嚴地加以引唱而得以傳播;同時也出現在以姻親關系為對諍的“卡冉”雄辯中，伴隨著人們坐夜送靈的一系列儀式活動。因此，場域賦予了史詩演述以相當強烈的神圣性，這種場域與一般民間口頭文學傳承的風俗性審美娛樂活動有很大區(qū)別。以儀式時空為“在場”證據能夠從總體上進行宏觀把握，而每一次史詩演述都有其特定的、內在的、外在的、不可移改的具體場域，如喪葬儀式上的“偉茲嘿”舞唱就不能發(fā)生在送靈活動中（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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