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1
（接上頁）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也是有貢獻的。
總之，所謂儒、釋、道中的道，包括了道家和道教。即使當人們把儒、釋、道稱為"三教"時，其中的道也不是單指道教。（這里需要附帶說明的是，中國傳統(tǒng)上所謂"三教"的"教"，其含義是教化的教，而不是宗教的教。）所以，當我們總論"三教"中的"道"時，既要注意道家，也要注意道教，不可偏執(zhí)；而當我們研究和把握某一具體的著作或思想家時，則應(yīng)當分清它究竟是道教還是道家，不可籠統(tǒng)。
儒家思想理論在佛教的沖擊和影響下，也有很大的變化和發(fā)展。如上面所提到的，東晉以后佛教思想就深入到了社會生活各個領(lǐng)域，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知識分子無一不出入于佛老，這些都還只是現(xiàn)象上的描繪。其實，佛教對儒家最主要的影響是在于它促使儒家對發(fā)展和建立形上理論的深入探討。與佛教相比，原始儒家在理論上更注意于實踐原則的探討與確立，其中雖也有一些形上學的命題，但并沒有著意去加以發(fā)揮。所以在形上理論方面，原始儒家甚至還不如道家。佛教傳入后，它那豐富深奧的形上理論，給儒家以極大的沖擊和刺激，一度還吸引了大批的優(yōu)秀知識分子深入佛門，去探其奧秘。而且，確實也由此而涌現(xiàn)出一批積極探討形上理論的儒家學者。唐代著名學者柳宗元，在評論韓愈的排佛論時說，韓愈給佛教所列的罪狀，都是佛教中的一些表面東西，至于佛教內(nèi)所蘊含的精華，他根本不了解。所以說：韓愈完全是"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實際上，"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這段話表明，柳宗元透過儒、佛表面的矛盾，看到了佛教理論有與儒家思想相合之處，其見地顯然高出韓愈一籌。其實，韓愈雖強烈排佛，但也不能完全擺脫佛教的影響。他所標舉的儒家道統(tǒng)說，與佛教的判教和傳燈思想不能說全無關(guān)系。
人們常把宋明理學的萌發(fā)，推求于韓愈及其弟子李翱。韓愈對宋明理學的影響，主要在他所標舉的儒家道統(tǒng)說。而李翱對宋明理學的貢獻，則在于他指出了一條探討儒家心性形上理論的途徑。在韓愈那里，還是遵循比較傳統(tǒng)的儒家思路的，即更注重于具體道德原則的探討。如他在《原道》一文中說："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對佛、老的去仁義而言道德大加批評，流露出了他對探討形上問題的不感興趣。然而，他的弟子李翱則對探討形上理論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他受佛教的影響，作《復性書》三篇，以探求儒家的形上理論。他在說明他作此文的意圖時說："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那末，他所發(fā)掘出來的發(fā)揮儒家性命之道的書，是些什么書呢？從他在《復性書》中所征引和列舉的看，主要是《易》和《中庸》。以后，宋明理學發(fā)揮儒家性理之學以與佛教抗衡，其所依據(jù)的基本經(jīng)典主要也就是《易》和《中庸》等。開創(chuàng)理學的北宋五子（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無一例外地都是借闡發(fā)《易》理來建立自己的理論的。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則進一步通過系統(tǒng)的闡發(fā)，又把"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提到了儒家闡發(fā)"性命之道"的基本典籍之列。所以把宋明理學的萌發(fā)追溯到唐代的韓、李是很有道理的。
理學以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統(tǒng)和復興儒學為己任。然而，他們所復興的儒學，已不完全是先秦的原始儒學了。一方面，理學的形上理論受玄學影響極深，如玄學所提倡的"自然合理"的理論形態(tài)，為理學所積極接受和發(fā)展。另一方面，理學受佛教理論的影響也甚多。如理學大談特談的"主靜"、"性體"、"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理一分殊"等等，無一不與佛教思想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理學所代表的儒學，在理論形態(tài)上與先秦原始儒學存在著不同。先秦原始儒學的許多具體道德規(guī)范，到了理學家手中就平添了許多形上學的道理。如，關(guān)于"仁"，孔子所論不下數(shù)十條，但都是十分具體的。他答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答司馬牛問仁，曰："仁者其言也讱"；答樊遲問仁，曰："愛人"（以上均見《論語•顏淵》），曰："先難而后獲（未完，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