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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學(xué)的統(tǒng)一與變異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1
（接上頁）宗、武則天半個多世紀政權(quán)、思想的變革，出現(xiàn)了劉知幾“疑古”、“惑經(jīng)”傾向，分別對《尚書》、《春秋》的內(nèi)容進行探討。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武則天長安三年（703）兼修國史，累遷鳳閣舍人。中宗時完成史學(xué)理論著作《史通》20卷，累遷太子左庶子。
《史通》涉及儒家經(jīng)典處頗多，《疑古》、《惑經(jīng)》二篇專對“五經(jīng)”中的《尚書》、《春秋》二經(jīng)。但其立論的視角，則是用史學(xué)的眼光看問題。
《疑古》篇分析《尚書》記事缺略的原因，一是“古人輕事重言”，二是“拘于禮法，限以師訓(xùn)”，三是“外為賢者，內(nèi)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再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因此，“訐其疑事”凡有十條，即所謂“十疑”�！笆伞敝谐说谝灰赏�，皆為禪讓嬗代之事，大多為后儒層壘的神話傳說，誰也不會相信那是歷史的真實。
《惑經(jīng)》篇“切詳”《春秋》之義，提出十二未諭、五虛美，批評《春秋》的缺失：
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茍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賢人君子，靡憚憲章。（“其所未諭三也”）
夫子之修《春秋》，……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虮鴶《灰愿鏀�，君弒而不以弒稱�！猿衅渌f而書，遂使真?zhèn)文�，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自夫子修之《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睙o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7]
從這些論述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劉知幾是在為探索歷史的真實而懷疑儒家經(jīng)典。
與“惑經(jīng)”同時，劉知幾還以一個專篇――《申左》，用《春秋》三傳較其短長：“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造成《公羊》、《谷梁》二傳“五短”的原因，主要是二傳依經(jīng)為主，故求其本事則太半失實。而唯有《左氏》實錄，才使善惡畢彰，真?zhèn)伪M露。
盡管劉知幾表現(xiàn)出“惑經(jīng)”的傾向，但仍然沒有能夠擺脫唐代前期《五經(jīng)正義》的樊籬，解《春秋》還是以《左傳》為主。
二、社會變動引出的“思想危機”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卑彩返蔫F蹄、八年的戰(zhàn)亂，徹底粉碎了唐朝君臣、士大夫們的“風(fēng)流溫柔鄉(xiāng)”。當人們從迷夢中清醒之后，發(fā)現(xiàn)貞觀、開元那樣的“治世”已經(jīng)一去不復(fù)返。中央皇權(quán)削弱，藩鎮(zhèn)割據(jù)形成。政治危機導(dǎo)致“思想危機”，首當其沖的自然是作為官方思想基礎(chǔ)的經(jīng)學(xué)的更新問題。
安史亂后，思想觀念的最明顯變化是，社會普遍接受自印度傳入中土數(shù)百年的禪宗思想，使之在中華大地生根、開花。
一切思想體系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時代的心理。在中華大地傳播了幾個世紀的禪宗思想，終于在安史之亂后遇到了適合它的“時代心理”。貞觀、開元“盛世”，整個時代的心理基調(diào)是開放、豪邁、熱情、向外的，充滿生機和自信。那時，佛教彼岸世界的誘惑力只限于下層貧困百姓，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尚未引起多大興趣。但當“盛世”一去不復(fù)返的現(xiàn)實擺在了眼前，再去回顧過去的美好世界時，強烈的反差使大多數(shù)士大夫產(chǎn)生出難以平復(fù)的失落感。
以中國士大夫的人生哲學(xué)而言，普遍存在兩個既相背離又相聯(lián)系的方面，即入世與出世、進取與隱退、殺生成仁與保全天年。當社會、時代為其創(chuàng)造了進取的條件，創(chuàng)造了理想追求與欲望滿足的可行之路時，儒家人生觀的積極面便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自信、向上。相反，則消極、退隱，以求保全自己，陶醉于有限的自我滿足中。更何況，老莊哲學(xué)中早就包含著退讓、自隱、追求自在適意的人生觀。如今的巨大失落感，使大多數(shù)的士大夫都在尋求內(nèi)心空白的填充劑。佛教彼岸世界便成為他們寄托心靈、獲得解脫的最佳境界。“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佛教獲得了滲入士大夫階層的心理基礎(chǔ)，尤其是禪宗南宗的“頓悟”說更加投合士大夫們的心意。南禪宗固然也要人們禁欲，但并不嚴格。相反，它既不坐禪，又不苦行，也不念經(jīng)，只不過是一種精致高雅的生活。說白一點，既允許在此岸盡享聲色伎樂，又發(fā)給先登彼岸的入場券；既可蘭若談禪，又能坐朝論政。因此，“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慕心向道�！盵8] 佛教典籍作如是說，世俗著述又是怎樣記載的呢？
《新唐書•五行志二》也這樣寫道：“天寶后，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奔词诡喺媲淠菢印吧嵘砣×x”的忠烈之臣，雖然自稱“不信佛法”，但也承認自己“好居佛寺，喜與學(xué)佛者語”。德宗時，宰相齊映、趙憬等，與禪宗馬祖道一、百丈懷海一系的高僧來往密切，“或師或友（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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