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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觀派與整理國故運動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1
（接上頁）們是反對白話、主張文言的，或是主張到故紙堆尋求文學的意義的，他們的根本觀念是復古”，特別是第二種反動，“要到中國古書——尤其是‘經(jīng)’里面去找求文學的意義�！@一等反動家，頭腦陳腐，思想固陋，實在不值一駁；他們本不敢如此猖獗的，卻因一則主張文言的一支反動派呶呶不休，引起了他們攘臂加入的熱心，二則近年來‘整理國故’的聲浪大盛，‘古書原來也有用處’，引得這班糊涂蟲因風起波，居然高唱復古了�！倍诿┒芸磥�，以上這“兩種反動運動，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最高潮”，所以“我們應該立起一道聯(lián)合戰(zhàn)線，反抗這方來的反動惡潮”[10]。不久，他又發(fā)表文章批評說：“在白話文尚未在廣遍的社會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時，忽然多數(shù)做白話文的朋友跟了幾個專家的腳跟，埋頭在故紙堆中，作他們的所謂‘整理國故’，結果是上比專家則不足，國故并未能因多數(shù)人趨時的‘整理’而得了頭緒，社會上卻引起了‘亂翻古書’的流行病”，因此我們雖然“知道‘整理舊的’也是新文學運動題內應有之事，但是當白話文尚未在全社會內成為一類信仰的時候，我們必須十分頑固，發(fā)誓不看古書；我們要狂妄的說，古書對于我們無用”。[11]顯而易見，這番尖銳的言詞實際上是針對胡適提倡“整理國故”而發(fā)。
由上可知，當胡適發(fā)起整理國故運動之初，由于它繼承發(fā)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理性批判精神，極大地沖擊了傳統(tǒng)的學術文化觀念，所以唯物史觀派一度對此頗為贊許。而隨著整理國故運動日益風行，其現(xiàn)實流弊也逐漸地顯現(xiàn)出來，如向來被“冷擱在毛廁邊緣的線裝書，連孔家店的一應舊禮教在內，卻逐步的得藉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美名，而重受時代之盼睞”[12]。鑒于此，唯物史觀派開始對“整理國故”進行了嚴厲批判。1924年，郭沫若在《整理國故的評價》一文中便說：“這種整理事業(yè)的評價我們尤不可估之過高。整理的事業(yè)，充其量只是一種報告，是一種舊價值的重新估評，并不是一種新價值的從新創(chuàng)造，它在一個時代的文化進展上，所效的貢獻殊屬微末�！盵13]194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也一改早先支持“整理國故”的態(tài)度，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發(fā)表文章說：“要批判的接受中國舊文化，決不是等于號召中國青年去讀古書、整理國故�！盵14]這不啻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確立了唯物史觀派對整理國故運動的批判基調。
二 對立中的互動
歷史地看來，唯物史觀派后來雖從現(xiàn)實社會的迫切需要出發(fā)，反對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但是并未就此將歷史研究領域拱手相讓。事實上，當時的唯物史觀派中擁有不少以史學研究著稱的學者，而他們的研究對象也在很大程度上與整理國故運動具有某種重合性，于是雙方在研究過程中便自然呈現(xiàn)出一種對立中的互動關系。
具體說來，唯物史觀派并未完全否認“整理國故”的必要性，他們只是反對在全社會范圍內不加分別地籠統(tǒng)提倡所謂“整理國故”。郭沫若就解釋說：“國學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國學，這是他自己的分內事；但他如不問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向著中學生也要講演整理國故，向著留洋學生也要宣傳研究國學，好像研究國學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們的良心了�！蓖瑫r，他又指出：“只徒籠統(tǒng)地排斥國學，排斥國學研究者，這與籠統(tǒng)地宣傳國學，勸人做國學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同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而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币虼�，“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強天下人于一途。……凡事只能各行所是，不必強人于同”，“至于國學究竟有沒有研究的價值？這是要待研究之后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要解決它，我們便不能不研究它�！盵15]郭沫若還表示：“整理國故的最大目標，是在使難解的古書普及，使多數(shù)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國的古代文書，如考證真?zhèn)�，作有系統(tǒng)的研究，加新式標點，作群書索隱，都是很必要的事情”[16]。由此可見，郭沫若等唯物史觀派并沒有完全否認“整理國故”的價值。
其次，唯物史觀派也并未否定胡適等人“整理國故”的根本精神，即以“評判的態(tài)度”去“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還他一個本來的面目”。李大釗就說：“拿著新的歷史眼光去觀察數(shù)千年前的故書陳籍，的確可以得著新的見解，找出真確的事實。”[17]范文瀾也承認：“新漢學系經(jīng)學堆積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統(tǒng)治工具的經(jīng)學，改變成科學的古代社會史古代哲學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價值存在，誰說應該‘丟到茅廁坑里’呢？”[18]而郭沫若更是直接引用了胡適的說法，認為歷史研究的首要步驟就在于“我們要還他個本來面目”，“是什么還個什么，這是史學家的態(tài)度，也是科學家的態(tài)度”[19]。
再次，唯物史觀派還充分肯定了胡適等人“整理國故”的基本方法，甚至深受其影響，十分重視史料的整理和考證。如顧頡剛在向胡適介紹范文瀾時便說他“近來亦頗受先生的影響，屢欲改善其治學之方法”[20]。由此可知，范文瀾（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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