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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與和諧：禮之意義及現(xiàn)代價值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1
（接上頁）儒周敦頤也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然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后和。故禮先而樂后。” 二程兄弟也指出：“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shè)而彰。圣人循此，制為冠、婚、喪、祭、朝、聘、射（或作‘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眾人勉之，賢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 所有這些言論，盡管表現(xiàn)出他們對禮、理關(guān)系的關(guān)注，但也彰顯了政治意識對他們思想觀念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理學(xué)體系的建構(gòu)和展開，“理”和“天理”逐漸成為政治和思想的主流，而“禮”則趨于次要地位。盡管集理學(xué)之大成的朱熹，意識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行跡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jié)文章之可見矣” 、“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fù)理而不說禮字。蓋說復(fù)禮，即說得實。若說人理則懸空，是個甚物事” ，但風(fēng)氣所趨，禮已被理之汪洋所掩。
不過，隨著理學(xué)在明清之際的衰微，以及清初諸儒復(fù)興禮學(xué)的努力，禮、理關(guān)系的審視再度成為一個熱門議題。為了糾正和彌補宋明理學(xué)家“天理”體系所遭遇的困境，清初諸儒一方面吸取了他們的合理思想，對天理的本體性依據(jù)給予一定的肯定；另一方面，他們則提出“以禮實理”的思路，對理加以新的定位。清初諸儒對理、禮的融貫，有三種思想取向：
一、以孫奇逢、陸世儀為代表的對理學(xué)“天理”思想的補充，主張納禮入理。孫奇逢曾說：“說禮不說理者，用功必有下落，離卻顯然條理，說什么不睹不聞，天下歸仁者。乾坤渾是一個禮，蓋舍了天下，即無處寄我之仁�！� 但在他看來，體現(xiàn)為“天理之節(jié)文”的“禮”，需以“心”來操其權(quán)，即：“盈天地間千條萬緒，紛陳于耳目前。其視之禮與非禮，目不能操其權(quán)；其聽之禮與非禮，耳不能操其權(quán)，總歸之于心。心主思，思其非禮者勿視勿聽，此謂先立其大�！� 這表明，孫奇逢在強調(diào)禮的同時，也保留了傳統(tǒng)理學(xué)的某些個性。在這一思想取向上，陸世儀與孫奇逢有著十分相似的地方。他曾說：“禮者，天理之節(jié)文，故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義，不必是古而非今也�！� 由此引申，他將禮與敬、格致等理學(xué)范疇聯(lián)系在一起。但與孫奇逢認識不同的是，陸世儀提出“理為體，禮為用”的思想，指出：“禮者，理也。禮本乎理，理為體，禮為用。故禮雖未有，可以義起�！� 此一認識，可以說是對“禮者，天理之節(jié)文”思想的進一步發(fā)展。孫奇逢、陸世儀二人“納禮入理”觀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彌縫了宋明理學(xué)重天理而輕禮的不足。
二、以顏元、李塨師徒為代表，提出了禮與事物之理相貫通的思想。顏元在倡為“實行經(jīng)濟”說的同時，非常重視對古禮的踐履，其首要原則是要人們一準于理，且不可拘牽于世俗之見。在與劉煥章的對話中，他強調(diào)道：“吾儕當禮法涂地之時，而毅然從事，固將求合于理也，非以茍異于俗也，亦非以禮自我出也。務(wù)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遠不謬圣，近不悖王，斯可耳。若不究時王之制，古圣之禮，一有增減，豈求合于禮者哉？” 李塨繼承了其師的這一思想主張，并進而提出“準情度理”的禮觀念。他認為：“理即禮也。禮以敬為主，而其事則須先習(xí)于學(xué)中焉�！庇终f：“仁知孝弟，尚為虛名，惟禮為實事。如仁之立人達人，則有禮制知之；舉錯有度即禮；孝弟之溫清定省，徐行隅坐，皆禮也。且禮不在故跡即在當前�！S時隨地，能合情理，是為禮矣。” 此一觀念，已與宋明理學(xué)所言之理有著很大的不同，且開啟了此后戴震一系對理的重新闡釋。
三、王夫之從哲理的認識高度，重新審視了禮與天理的關(guān)系。其于《禮器》篇闡發(fā)道：“體而上者道也，禮之本也。形而下者器也，道之撰也。禮所為，即事物而著其典則，以各適其用也。此篇詳論禮制之品節(jié)，盡人情而合天理者，一因于道之固然，而非故為之損益，與《禮運》一篇相為表里，蓋一家之言也。運之者體也，而用行焉；成乎器者用也，而要以用其體�！庇终f：“節(jié)喜怒哀樂，自然之準也。萬物之理，切乎人用者，人心皆固有其則，以飭吾喜怒哀樂之用。茍昧其節(jié)，則好惡偏而不足以盡物理之當然矣。節(jié)之所著，則禮是已。故欲察物者必反求諸心，因其本然之節(jié)，以率由乎禮，乃使物之情理畢著而唯吾之用。不然，逐物而察之，不切于吾身，而又奚以用乎？此人性之蘊與物理之宜，同原而互著，禮所率性體物而不可離也。” 由此可見，王夫之所謂的天理，乃是從自然意義上而言的，并非宋明理學(xué)之“天理”；而其所言之性情，也非單純感觀意義，而是體現(xiàn)“物理之宜”的。此一納天、性、情（物）于一體，而以禮行其間，并側(cè)重本末體用相貫的思想，已然超脫了宋明以來所闡發(fā)的“理”、“心”范疇，其思想認識更具哲理性、客觀性。
清初諸儒對禮、理關(guān)系的以上認（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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