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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與延續(xù)：近代中國鄉(xiāng)村高利貸習俗的重新解讀（下）
畢業(yè)論文網 2009/7/11
（接上頁）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2頁。）。1948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對晉綏分局關于邊緣區(qū)減租減息的意見的指示》指出：“今后成立的債務，其息額應依當地社會經濟關系，聽任人民自行處理�！保ㄗⅲ簞⑿乐骶帲骸稌x綏邊區(qū)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農業(yè)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402頁。）同年9月，華北人民政府指示：“要宣傳借貸利息自由既定的政策，以解除出貸人的顧慮�！保ㄗⅲ涸摃帉懡M：《華北解放區(qū)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1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0頁。）更令人驚訝的是，有人公開提出高利貸仍有其利用價值。1942年，中央北方局機關干部在討論中央土地政策時認為“即使今天農村借貸關系有些還是屬于高利貸性質的，但對農民也還是有好處的。至少可救燃眉之急，使地窯中埋藏的資金，周轉于社會經濟的流通過程中，對根據地有莫大好處的�！保ㄗⅲ貉δ簶颍骸犊谷諔�(zhàn)爭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山東解放區(qū)的經濟工作》，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186、94、94頁。）薛暮橋也提出，我們可以不應承認高利貸的合法地位，但“對于這種違法的高利貸我們還不可能嚴厲禁止”，“寧可讓這高利貸秘密存在”。（注：薛暮橋：《抗日戰(zhàn)爭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山東解放區(qū)的經濟工作》，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186、94、94頁。）此時，習俗就“不知不覺地以習慣的力量代替權威的力量”。（注：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71頁。）不過，事實上中共并未給予民間借貸的完全自由，各個根據地、解放區(qū)經常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減息或廢除高利貸。即使是薛暮橋，竟也提出如果農民感到吃虧太大，可由他們自己起來要求減息，只能發(fā)動債務人自己起來要求減息。（注：薛暮橋：《抗日戰(zhàn)爭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山東解放區(qū)的經濟工作》，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186、94、94頁。）這一想法顯然是一種權宜之計，顯示了暴力革命與承繼傳統(tǒng)之間的兩難選擇。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什么情況下，高利貸習俗并未徹底毀滅，它體現了民俗的“變”中“不變”的特點。即便在革命戰(zhàn)爭狀態(tài)下，高利貸習俗仍然在暗中殘存。新中國成立后，高利貸習俗更為削弱，乃至在許多地區(qū)消失。不過，“地方傳統(tǒng)可以在某些強制性的改造中暫時在社會地平線上消失，但是，作為一種文化模式，其在當地的社會記憶中，歷來都存在”（注：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閩臺三村五論》，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49—150頁。），何況高利貸并未在所有地區(qū)滅絕。有意思的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高利貸又以新的面目出現，盡管已不同于以前的形式。（注：當前經濟學者對高利貸的態(tài)度，大多認為應該取締，甚者提出刑法應設“高利貸款罪”；但也有人認為，“對于高利貸，只要不是嚴重擾亂社會治安和金融秩序，也不一定完全禁止，控制高利貸的主要出發(fā)點應該放在通過競爭用正規(guī)金融部門提供的充足服務將其擠出市場，或者促使它降低利率、改變經營方式�！�(張元紅：《農民的金融需求與農村的金融深化》，《中國農村觀察》1999年第1期)筆者根據歷史的經驗，大體同意后者的看法，我們一方面要承認傳統(tǒng)習俗存在的社會基礎，又不能做它的奴隸，而是要想辦法予以改造。）這說明習俗的生命力是非常頑強的，能夠超越不同社會形態(tài)而存在。這一習俗為我們進行田野考察，親身體會和記錄高利貸活動的動態(tài)過程，彌補民俗史料所忽略的實際內容，提供了機遇。
由上可見，高利貸習俗有其存在的社會經濟理由，即具有相當的生存理性和經濟理性，但也不能回避其道德與公正的缺失。任何歷史現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存在是一回事，是否公正合理是另一回事。否則，“就會把‘什么是公正’等同于現存的一切”。（注：詹姆斯•C. 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08頁。）一位民俗文化學者說得好，“現實往往不僅不如人意，而且總是把一些不如人意的東西強加在人們頭上。因此，現實的人或人的現實不得不容留這類模式或模素。”（注：高丙中：《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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