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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廢除一百年之回眸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1
（接上頁）樣。漢朝的蕭何和曹參都曾做過秦朝的縣吏，劉邦則是更低一級的吏。吏的地位一般都很卑微，對社會卻很了解，而且都是有專門政治知識的人，其中人物往往也很有本事。劉邦造反，最終做了皇帝。輔助他的蕭何和曹參，先后都做了漢朝的相國。戰(zhàn)國和秦漢時還有一種“胥人”，或稱“里胥”，亦即后世所謂的“里吏”�！袄铩笔钱敃r政府管理的最低一級機構(gòu)，胥人、里胥連正式官府吏員也算不上，卻也必須得到官府的認可，并執(zhí)行一定的公干。酈食其、陳平都是這一類人物，也都很有本事。漢人講無為而治，所謂“蕭規(guī)曹隨”，需要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蕭規(guī)”都已有“胥”與“吏”在具體經(jīng)辦了。
隋唐以下，胥、吏制度發(fā)展得非常嚴密。即便是中央朝廷，各府衙的事務(wù)亦可全部交給胥吏處理。唐代宗時，元載為相，史書上說他凡事“外委胥吏”(《舊唐書•元載傳》)。宋代設(shè)官，最注重權(quán)力分散，使官員相互掣肘；官越設(shè)越多，機構(gòu)越來越復(fù)雜，權(quán)力越來越零碎，事務(wù)越來越繁雜，而負責具體操作的胥吏的權(quán)力當然也就越來越大，其結(jié)果就是胥吏政治的形成。“吏強官弱”(《宋史•蔡居厚傳》)，是宋史上的普遍現(xiàn)象。司馬光說：“府史胥徙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jiān)司、州縣、鄉(xiāng)村、倉場、庫務(wù)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厘之事關(guān)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chǎn)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大半盡于吏家也。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九十六)
毫無疑問，胥吏政治的養(yǎng)成，與科舉制關(guān)系極大。隋唐之前，胥吏的問題是“奸猾”，卻并不足以控制行政。兩漢時，官員往往自辟僚屬，胥吏的任用往往只在官員的一言之間。魏晉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的人都有家世背景，也絕不會受制于屬吏。唯科舉制只負責培養(yǎng)馴服的官員，多數(shù)人在為官之前不過一介草民，沒有什么家世背景，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或可以講一套經(jīng)世濟民的大道理，卻缺乏真正的行政能力和應(yīng)有的權(quán)力，所以上任伊始自不能不聽任胥吏的擺布，否則就很難在官場上混下去。宋仁宗時，就發(fā)生過“胥吏而斥逐御史中丞”(《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九十六)的事情。
元、明、清時期，胥吏政治更演為胥吏專政。元朝以少數(shù)族入主中原，因為文化方面的原因，對讀書人自不能信任，故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說。但國家需要人來管理，元朝既已輕儒，則不得不重吏，于是元朝的胥吏政治更演為胥吏專政，“一縣之政欲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難矣”(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明清兩朝以八股取士，讀書人更不知治理國家為何物，胥吏專政的情況由此也變得更為嚴重。那時候，讀書人做官，具體的事情卻要胥吏做。特別是地方上的事，做地方官的人更要依靠胥吏。因為只有這些人才熟悉地方上的情況，官衙的基層行政也只有他們才懂行，權(quán)力勢必由他們壟斷，以至于各衙門的種種條文也都是他們搞出來的。胥吏熟悉法律，對社會的實際情況也很了解。這兩點都是那些做官的讀書人根本比不上的。在朝廷六部，以及各官司，胥吏的地位雖然卑微，卻因為身居重地，通過種種文案的處分，條例的擬定，在很大程度上把他們個人的意志轉(zhuǎn)化為朝廷的意志；州、縣長官以下官吏的選任，通常也由吏部的胥吏來決定；在地方上，胥吏仰仗著官府的勢力，可以讓鄉(xiāng)民逆來順受；他們在官府年長日久，關(guān)系盤根錯節(jié)，一般都結(jié)成了黨羽。所以，對這樣一批人，衙門長官要想駕馭得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只知道為自己謀利益；而越是這樣，事情就會變得越糟。所以黃宗羲說：“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币簿褪钦f，由胥吏制定的種種條例，其實都是符合胥吏自己的利益的。這就叫胥吏專政。
明朝人對胥吏的問題看得很重，可就是沒辦法解決。黃宗羲是個很有見識的人，可他所希望的解決辦法，就是讓那些讀書人去做胥吏。在他看來，讀書人總比胥吏有道德。錢穆曾經(jīng)講過這樣一件事，說的是明朝有個理學家叫陳龍正，他的一個朋友到紹興去做知縣，他就寫了一篇文章為這個朋友送行。這個陳龍正在文章中說，天下的治亂都在朝廷六部，而六部的胥吏都是紹興人；這些人雖在朝廷辦理文案，但他們的父兄都在紹興。他希望朋友到了紹興任上，能夠注意教化這些人的家庭，說把胥吏的家庭教化好了，將來胥吏也會變好了；胥吏變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了(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123—127頁)。無論是黃宗羲，還是這個陳龍正，都無法從國家體制的角度來提出解決胥吏的問題，所以只能希望通過教育來解決問題。
總之，由于科舉選官的目的并不在于選拔治國的人才，那科舉制所謂的“公平”原則，其實也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胥吏政治大行其道，以至于官不任事，事不任官，所謂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的說辭，其最大的意義不過在于表明皇帝對官僚的忠誠和馴順的信任。但是，皇帝的這種信任從來就是有限度的。隋唐以來，皇權(quán)的（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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