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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tǒng)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2
前言
下面這篇文字是我用撰寫的一篇解釋性的長文——《論天人之際——古代思想的起源試探》中的第二章，由《二十一世紀》托盛勤、唐古譯為中文�！抖皇兰o》這一期是關於“軸心突破”的專號，編者因為此章與之有關，特將拙文收入其中，以供讀者。我愿意趁此機會向編者和譯者表示誠摯的謝意。
由於這是長文中的一章，開端和結尾都不免有些兀突�，F(xiàn)在我要寫幾句話說明此文的原委�！墩撎烊酥H》主要在探討中國思想的一個主要特色，大致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現(xiàn)實世界。這兩個世界在“軸心突破”以前已存在，但兩者之間的關系則因“突破”而發(fā)生了重要變化。此文論旨甚為繁復，這里不能詳說。此章論“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tǒng)”，不過是全文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可以單獨成立，但其涵義則必須在全文中才能充分顯露出來。全文其他部分也有涉及“軸心突破”的，但這里無法包括進去。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軸心突破”的觀念是1949年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 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中首先提出的，1953年有英譯本問世。1975年美國Daedalus學報春季號有專號討論這個，題為“ Wisdom, Revelation, and Doubt: Perspectives on the First Millennium B. C.”。世界對“軸心突破”的觀念發(fā)生較大的興趣，這一專號是發(fā)生了的。
關於古代世界中幾個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內都經(jīng)過了一次精神的覺醒或跳躍，學術界早已有此共識，并不是雅斯貝斯個人的新發(fā)現(xiàn)。他的真正貢獻毋寧是把問題提得更尖銳、更集中。據(jù)我閱覽所及，雅氏的新說法基本上是在韋伯（Max Weber）的比較宗教史的基礎上出來的。“突破”這一觀念也早已涵蘊在韋伯的著述之中。1963年菲施賀夫（Ephraim Fischoff）譯韋伯有關宗教學的著作為英文，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為該書寫了一篇很長的“引論”（Introduction），對“突破”的觀念作了重要的發(fā)揮，稍后帕森斯自己寫〈知識份子〉（“Intellectual”）一文又繼續(xù)闡釋此義，并提出了“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概念。所以我注意到古代“突破”問題是從韋伯與帕森斯那里得來的，遠在我接觸雅斯貝斯之前。如果我們要深入古代“突破”的問題，韋伯著作所蘊藏的豐富資料是更值得發(fā)掘的。一般社會學家和史學家重視韋伯關於“性”問題的，而往往忽略他對古代各大宗教起源的討論，在我看來，這至少是過於偏頗了。這里我要對雅斯貝斯和韋伯的關系。雅氏（1883-1969）雖比韋伯（1864-1920）小十九歲，但在學術上是極為相得的。他們自1909年相識以后，雅氏便進入了韋伯的學術內圈之中。雅氏能在海德堡大學立足（先教心，后主講哲學），最初也是由於韋伯的大力推薦。韋伯不立門戶，不要信徒，雅氏也不是他的學生和信徒，但受他的影響則甚大。我們只要一讀雅氏在1932年所寫的長文“ Max Weber: Politician, Scientist, Philosopher”，即可知其別概。雅氏論“突破”特別重視哲學家作為個人（individuals）的貢獻。此意最初即由韋伯論“先知”（prophet）和卡里斯瑪（charisma）時所發(fā)。舉此一例，已可見雅氏所承受於韋伯者是如何深厚了。
我們讀韋伯和雅斯貝斯關於古代“精神突破”的討論，可以獲得一個相當確定的印象：即“突破”造成了世界各大文化的長期傳統(tǒng)，至今仍在支配著各大文化中人的思想和情感。這里我要介紹一下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1943年作）中所說的話：
人類在進化的途程中蹣禱了多少萬年，忽然這對近世文明影響最大最深的四個古老民族——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都在差不多同時猛抬頭，邁開了大步。約當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在這四個國度里，人們都歌唱起來，并將他們的歌記錄在文字里，給留傳到后代。在中國，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頌》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舊約》里最早的〈希伯來詩篇〉，希臘的《伊利亞特》（lliad）和《奧德賽》（Odyssey）——都約略同時產(chǎn)生。
聞一多在這里所描述的正是雅斯貝斯所謂“軸心突破”的現(xiàn)象，不過從文學方面著眼而已。但此文比雅氏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要早六年。所以我說，關於古代“突破”，學術界早有共識，不可視為雅氏的創(chuàng)見，更不可視為西方學人的獨特觀察。聞一多在此文中又說，這四大文化互相接觸既久，個性必將逐漸消失，最后將無可避免地形成一個共同的世界文化。這個意見其實是受到西方現(xiàn)代性論述的暗示，在今天看來似乎并沒有足夠的根據(jù)。
我在《二十一世紀》的最近一期（2000年2（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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