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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所謂“中國意識的危機”(下)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2
（接上頁）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的屈辱和災難。它與新文化運動在一切主要方面都是背道而馳的。?新文化運動是知識分子獨立發(fā)動的思想文化大討論；文化大革命卻是家發(fā)動和指揮的“政治大革命”（毛澤東語)。?
前者既以追求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為目標，又以自由討論的方式問難辯駁，它只訴諸人類理性，是名符其實的思想文化運動；而后者卻以加強政治及思想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為目的，其基本方式是所謂“文攻武衛(wèi)”，即以政權力量為后盾，以羅織罪名的“大批判”開路，依靠棍棒、匕首、槍炮和權勢去定是非。?
前者強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學術文化的發(fā)展，一批知識分了脫穎而出，文星璀璨，引人注目；后者卻使知識分子受盡折磨，文化慘不忍睹。?
兩者反差如此強烈，林教授居然斷言它們有密切聯(lián)系，這就不能不認真考察一下有關論據(jù)了。?
論據(jù)之一是兩者都奉行全盤性反傳統(tǒng)主義。除了前面已說過的，只要補充說明一個情況就夠了：新文化運動雖然號稱“打倒孔家店”，包括陳獨秀、胡適在內(nèi)的主要領袖都從不全盤否定孔子，也找不到有積極意義的歷史人物被他們一筆抹煞的情況。對某些文化遺產(chǎn)有不恰當?shù)膫�人偏見（如陳獨秀對戲曲，魯迅對中醫(yī)等)，但在他們的思想中僅是非主導性的偏頗。在狂飚時代的粗擴開拓中，這類失誤往往難以完全避免，在自由討論中也不難糾正。以偏概全，并不足取。?
論據(jù)之二是兩者都“借思想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47頁。)并說這是淵源于中國古代的思維模式。?
應該指出，思想啟蒙確實是任何重大變革的必要前提。人的行動總是受自己的頭腦指揮的，沒有新的認識就不會有改變現(xiàn)狀的新行動。學術、不斷在修正錯誤中前進，不合理的制度也必須揭示其腐朽才有改革的希望�？墒牵讶魏握_的觀點推向極端都可能變得荒謬絕倫。例如，把否定傳統(tǒng)的落后部分說成是全盤性反傳統(tǒng)；把西方等同于全盤西化；把喚醒大眾的思想啟蒙概括為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按照這樣的邏輯，從文藝復興以來的各國啟蒙思想家都可能變?yōu)榛奶瓶尚Φ男〕螅?
胡適及其他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追求的目標是在中國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他們注視著自己的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因而把救國的熱忱轉(zhuǎn)化為思想啟蒙的艱辛耕耘。日后的歷史進程表明，這項普及現(xiàn)代民主、自由、法治意識的偉大工程遠遠沒有完成；有此遠見的知識分子不是過多而是不足。同時，他們也不是把思想啟蒙作為救國的唯一手段。人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fā)曾經(jīng)一再贊揚或抨擊陳獨秀、胡適等人政治方面的言行，這正好證明他們不是僅僅“借思想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
順便說說，好些歷史人物被林先生戴上這樣的帽子都有名實不符之嫌。例如，林先生費了很大力氣引用“康有為的信徒歐榘甲于1897年”（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54頁。)寫的一篇文章以證明“康有為的借思想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同上，55頁。)，卻偏偏忘了這時的康有為正希冀光緒皇帝“乾網(wǎng)獨斷”全面改革中國的社會制度；也忘了康氏自己有一篇文章，叫做《物質(zhì)救國論》。與林先生的斷言相反，康有為可不是只相信思想力量的迂夫子。不幸，此類疏誤，不只一端。?
那么，新文化運動是不是古代思維模式的再現(xiàn)呢？這也是似是而非的指摘。古代中國確實極為重視思想文化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教化和紀綱，通常放在為政之首。后來，朝野上下都把“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掛在嘴邊，把個人的思想道德修養(yǎng)視為治國的關鍵。在緩慢的以為基礎的農(nóng)業(yè)中，蕭規(guī)曹隨應付裕如，這些觀點有很大的合理性。即使在今天，批判地繼承其中的合理因素，提醒一下正在舞臺上大顯身手的人不要忘記“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也有利而無弊。不過，這并不是中國古代思維模式的根本特征。從中國的全過程看，這個根本特征最重要的是兩個字：“宗經(jīng)”！即一切按照圣賢及其經(jīng)典的教導行事。修齊治平的前提也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在圣人設定的圈子里打轉(zhuǎn)，不得越雷池半步！從思維模式看，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專政”與中國古代的思想專制一脈相承。胡適參與和維護的新文化運動都是在民主與的大旗下，以自由思想、自由討論為全部活動的規(guī)則。北京大學的兼包并蓄，學術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精神的體現(xiàn)。把它的思維模式與中國古代和文化革命中的野蠻的思想文化專制相提并論，筆者只好說一聲：罪過！罪過！?
坦率地說，按照林教授的邏輯，他自己倒像“借思想文化作為解決的途徑”的典范。在林先生筆下仿佛只要確信“創(chuàng)造性地轉(zhuǎn)變中國傳統(tǒng)”，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思想不是成了解決中國問題的決定性因素了嗎？?
“危機”來自何方？?
鴉片戰(zhàn)爭已經(jīng)過去150年，幾代人前赴后繼追求的富強、自由民主、統(tǒng)一的中國仍未成為現(xiàn)實，不能不使海內(nèi)外許多炎黃子孫為之焦慮（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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