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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一生水與明堂制度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2
太一生水與明堂制度——對東周以后明堂制度之起源的一種考察
王國維先生有云：“古制中之聚訟不決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盵1] 誠哉斯言。明堂制度之復雜難究，蓋出于后世之不斷附益，此點清人江藩已有覺察，他說：“其時孝武志在求仙，事非稽古，罷儒生之議，用方怪之言，烏足道哉？逮及東京，光武好讖，儒生議禮，不敢不本緯書，而明堂制度又雜以讖緯之文矣。”[2]江氏站在五室明堂的立場上，批評一室與九室明堂，其立論指陳未必允當，然其識見確實高明。東周以后，明堂制度約有三端，一為一室，二為五室，三為九室，而以后二者為大端，近二千年來關(guān)于明堂制度的爭論，均徘徊于二者之間。一室明堂為三代之遺制，此容另文專論。[3] 本文試圖結(jié)合郭店楚簡《太一生水》，討論五室明堂與九室明堂產(chǎn)生的可能的思想基礎(chǔ)。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
明堂之爭始于東漢，其時已有所謂今禮、古禮之別，許慎《五經(jīng)異義》云：
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薄睹魈迷铝睢氛f：“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敝v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nèi)，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jīng)》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痹S君謹按：“今禮 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盵4]
所謂“今禮”是指東漢的明堂制度，《禮圖》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 ，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盵5]這個制度最早見于《大戴禮記•盛德》（今本在《明堂》篇）。所謂“古禮”是指《周禮•考工記》所載之五室明堂之制。
對于兩種明堂制度的來歷，許慎認為“無明文以知之”，對此鄭玄加以反駁，他說： 《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奶檬摇终`，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于《孝經(jīng) 援神契》說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于丙巳，由此為之。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shù)，《周禮》依數(shù)以為之室，德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炳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6]
按照鄭玄的說法，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顯然早于九室。這個看法對后世的很大，阮諶《三禮圖》云：
明堂者，布政之宮，周制五室，東為木室，南為火室，西為金室，北為水室，土室在中。秦為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7]
《禮圖》：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8]
并且，由于五室之制早于九室之制，故后世論明堂制度者，多以五室為是。袁翻《明堂議》：
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個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 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法。[9]
賈思伯云：
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著述無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優(yōu)乎？且《孝經(jīng) 援神契》《五經(jīng)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10]
類似論者尚有不少，直至近人王國維作《明堂廟寢通考》，仍以五室為是，九室為非。
對于鄭玄的以九室明堂為秦制的說法，也有學者表示不同意見。牛弘曾條列古代有關(guān)明堂的，在談到記載著“九室十二堂”的《明堂月令》時，他說：
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抄合為記，蔡邕 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nèi)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即可為秦典，其內(nèi)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也。[11]
牛弘對以往爭論的態(tài)度是公允的，他認為九室明堂有其來源。
平心而論，盡管前人對明堂制度的討論已很多，但即便今日，要判定上古明堂是五室抑或九室還很困難，記載兩種明堂制度的都是春秋戰(zhàn)國以后的，不（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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