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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界”與“權(quán)利”的錯落處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2
（接上頁）受啟于西方的先行者的，但它是在由儒學(xué)或儒教為東方學(xué)人提供的教養(yǎng)背景下才可能達致的。就東方學(xué)人對“人權(quán)”問題的解決畢竟脫不開儒教對解決者心靈的熏炙而言，這可能的解決當然可以說是“儒學(xué)”式的解決。不過就“人權(quán)”終究是一種對待性的“權(quán)利”，而儒學(xué)也終究是重心落在德性境界處的一種教化而言，亦可以說這解決是非“儒學(xué)”式的解決�？傊鍖W(xué)是一種“教”，一種不無宗教意味的教化，“人權(quán)”則是每個個人的非可讓渡的最后“權(quán)利”，儒學(xué)不可能否棄作為每個個人的不可剝奪的權(quán)利的“人權(quán)”，但“儒學(xué)”也終于只為有著“人權(quán)”的個人以不同于其他“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的方式提示一種人生境界。它不必在萬象森然的人文世界中事必躬親，而只須讓由它陶冶出的仁心內(nèi)在而不恥于學(xué)的儒者去不懈努力。這正像基督教不必去過問高等數(shù)學(xué)而只讓它的信徒牛頓、萊布尼茨去過問，不必去過問“人權(quán)”而只讓它的信徒格勞秀斯、洛克等去過問一樣。
注釋：
（1）查士丁尼：《法學(xué)總論》，商務(wù)印書館1989年版，第7頁。
（2）（3）《阿奎那著作選》，商務(wù)印書館1963年版，第107頁，第59頁。
（4）盧梭：《山中書簡》第6書；見盧梭：《契約論》，商務(wù)印書館1980年版，第9頁。
（14）（17）《孟子·盡心下》。
（15）《論語·顏淵》。
（19）（20）《論語·為政》。
（21）《孟子·公孫丑上》。
（22）《孟子·告子上》。
（23）（24）康有為：《孟子微》卷一。
（25）康有為：《長興學(xué)記》。
（26）《荀子·禮論》。
（27）康有為：《中庸注》。
（28）康有為：《大同書》，《日本書目志》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頁。
（29）《康有為政論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05－906頁。
（30）《嚴復(fù)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頁。
（43）、（44）《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頁，第166頁。
（45）、（46）牟宗三、徐復(fù)觀、張君勱、唐君毅：《文化與世界》，見《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頁，第502－503頁。
（47）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學(xué)生書局1986年版，第6頁。
（48）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灣學(xué)生書局增訂新版，第58頁。
（49）牟宗三：《中國十九講》，臺灣學(xué)生書局1983年版，第117頁。
（50）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商務(wù)印書館1960年版，第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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