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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梅巖的經(jīng)濟思想與儒學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2
（接上頁）仰信念在內(nèi)容上是普遍主義的，而在信仰態(tài)度上則是個別主義的。"（參見：《石田梅巖的思想》第87、91頁）。
石田梅巖本人并不回避三教關系，例如《語錄》中收集了他談神、儒、佛三者何為首要的。說是以禮共尊神、儒、佛，其順序首先是拜天照皇太神宮八百萬神、及天子、將軍；其次是拜文宣王孔子及曾子、子思、孟子、宋儒等等；第三是拜釋迦如來開山方等。此"順序"并不能證明神道是梅巖思想的中心或主體，只因他是日本人，在行動上按日本的習俗第一要拜皇太神宮。《事跡》記載他日常生活中的確是依循神、儒、佛的順序禮拜的，神道的"正直"、儒教的"誠"和佛教的"慈悲心"全被他認為是相通的。但是，"三教"在他思想中并非無主次，其經(jīng)歷可作為考察其思想的重要參照，卻不能僅僅據(jù)此來斷定梅巖之學的思想性質(zhì)。其思想體現(xiàn)了神、儒、佛一致的特征，但儒學的成份居于重要地位。
美國學者R.N.Bellah提出石田梅巖是"心學的創(chuàng)始者，恐怕也是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其師小栗了云"具有宋代的（性理）的學識，還精通佛教和道教。"至于梅巖的學術淵源，"儒教給他的思想最大的。心與自然（性）的概念是其體系的基礎。這是從孟子那里直接取來的，而有關這些的說明，則大部分得之于宋代朱子學。他經(jīng)過在黑柳家時的時期，修得了古典和宋代的注釋書；最后在其老師小栗了云的影響下，接觸了老子、莊子和禪宗佛學的教理。見悟與冥想給予他思維以影響，而受佛教與道教影響的宋代儒家，也賦予這些相關以概念，或許都將他向相同方向推進了。"（ 《日本近代化與宗教倫理》日譯本，第199、202、211頁）。對心學頗具權威的柴田實，寫《＜都鄙問答＞的成立》，對石田梅巖的思想淵源進行了深入考證，同樣指出其主要傾向是儒學。該文論證梅巖的代表作《都鄙問答》所引用書目得知，《論語》引用了133次、《孟子》引用達116次之多，陸王心學的著作完全沒有引用（參見柴田實：《梅巖及其門流》第3-23頁）。 但梅巖也不是純粹的朱子學家，因為老莊及佛典都是其學問的基礎�！抖急蓡柎稹肪碇校�"所謂學問之至極，盡心知性而已。知性則知天，若知天，天即孔孟之心也。若知孔孟之心，則宋儒之心亦一也。一，故注亦自合。知心之時，則天理備于其中，無非不違其命而行也。"
從梅巖本人的言論中，的確可以看出其學與儒學的直接關聯(lián)�！睹献�·滕文公下》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學者。"他則強調(diào)："堯舜之道，孝悌而已。魚躍水里，鳥翔空中�！对姟吩疲骸S飛戾天，魚躍于淵�！勒�，察上下也，何疑哉！人當仔細者，孝悌忠信而已，二十年來之疑得解，此非文字所為，乃修行所致也。"又說："學問之道，首要謹敬自身，以義尊崇君主，以仁愛事父母，以信義交朋友，廣愛人而憫恤貧窮之人。有功不自夸，衣類諸物，守儉約而戒華麗。不荒疏家業(yè)，財寶知量入為出，守法治家，學問之道大抵如此。"（《都鄙問答》卷之一）《事跡》中也可以明顯看到梅巖與儒學的關系：
"先生曰：’吾天生好究道理，自幼時為友所嫌，亦調(diào)皮作惡。十四五歲時頓悟，以是為悲；及三十歲時，大抵明理，猶顯于言端；四十歲時，覺如梅之烤焦仍少有酸；至五十歲時，大抵不為惡事。"到六十歲，則曰"我今為樂矣"。這樣的表述乃至表述的方式，使我們立即
想起《論語·為政》的名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梅巖在《都鄙問答》的開端闡發(fā)《孟子·告子上》的"求其放心"之說，"孟子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诵亩�，見圣人之行而取法也。盡君之道者堯也，盡孝之道者舜也，盡臣之道者周公也，盡學問之道者大圣孔子也。此皆孟子之所謂，性者，與上下天地同流；圣人者，至人倫也。如是見君子大德之行蹤，以此為法，以五倫之道為教，使知天所命之職分而力行之時，乃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石田梅巖的言論著述，確可稱為"言必稱孔孟"，必以"圣人之道"為教。
二、石田梅巖的思想及其倫理傾向
石田梅巖提倡勤勉敬業(yè)、恪盡職守與獻身精神，主張節(jié)欲與贏利統(tǒng)一，將商人的思想學術化、倫理化，并上升到宗教觀念的高度，來闡釋士農(nóng)工商各行業(yè)的平等與商人獲取利潤的正當性、合理性，與市民社會的要求相適應，從而（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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