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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天時觀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2
（接上頁）現(xiàn)為對于那已消逝之“神”的“等待”姿態(tài)。在《易》和《黃帝內(nèi)經(jīng)》中，這種朝向卻是更豐富和活潑得多的；既可以是準(zhǔn)時準(zhǔn)點的預(yù)測（“知幾可以前知”），又可表現(xiàn)為“以德配天”的時機化智慧（“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素問·四時調(diào)神大論》）和活生生的信仰。然而，古代中國的天時觀缺少現(xiàn)象學(xué)那樣的詳審和追究，因而多為活靈活現(xiàn)的“體現(xiàn)”，而寡于反思境域中的“純現(xiàn)”，以至往往被后來的思想家們所忽視遺忘。
注釋：
[1] 參見《希臘史》，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75-76頁。又見W. K. C. 格思里（Guthrie）：《奧菲斯和希臘宗教》（Orpheus and Greek Religion），London，1952年，80-95頁。
[2] 亞里士多德：《物》219b1。
[3] 此文引用中文古典時盡量在行文的括弧中給出出處。其中的加強符皆來自引者。
[4] 今人蔣慶從公羊?qū)W立場批評了終始五德說，將它與公羊?qū)W所講的“通三統(tǒng)”、“張三世”之說區(qū)別了開來。見蔣著《公羊?qū)W引論》，沈陽：遼寧出版社，1995年，310頁以下。
[5] 《周易譯注》，黃壽祺、張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70頁。
[6]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Tuebingen: Neomarius，1949年，31頁。
[7] 作者對于“象”的原義的討論還見于另一篇文章：“觀象”，見《讀書》，1998年，4期。 [8] 《周易譯注》，153頁。
[9] 《周易譯注》，406頁，但有所變動。
[10] 參考《周易譯注》，45頁。
[11] 參考《周易譯注》的譯文，但有較大改動。
[12] 《國語·越語下》。以下言范蠡者皆出此處。
[13] 黑格爾：《哲學(xué)史講演錄》1卷，北京三聯(lián)，1956年，119，132頁。
[14] 可譯為：“禮制以適應(yīng)時機為最重要，再者才是要合乎順序”。
[15] 此章最后一段依帛書本改動，即將王弼本的“執(zhí)古之道”變?yōu)椤皥?zhí)今之道”；“能知古始”變?yōu)椤耙灾攀肌�。參見《帛書老子校注》，高明撰，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98頁。
[16] 《周易譯注》，56頁。
[17] 《素問》和《靈樞》皆屬《黃帝內(nèi)經(jīng)》，引用時不再標(biāo)出《黃帝內(nèi)經(jīng)》字樣。
[18] 《素問·六元正紀(jì)大論》：“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shù)，何也？’歧伯曰：‘氣用有多少 ，化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薄巴币馕吨鴺�(gòu)成時機的各種因子（比如“氣”、“運”）的疊合化洽。
[19] 公羊《春秋》派或今文經(jīng)學(xué)中的“三世說”（認(rèn)人類歷史由或?qū)⒂蓳?jù)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組成），似乎有目的論之嫌。但對三世說的解釋往往含糊不清，既可以是“希望哲學(xué)”，又可以是“復(fù)古慕古”而含“循環(huán)”之義。不過，可以肯定，《禮運》中“大同書”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相當(dāng)于太平世）比較近于西方思路中的“理想”的模式，而少天時智慧。我對三世說的評價與蔣慶君所說者（見蔣著《公羊?qū)W引論》，第5章，9節(jié)）不同，盡管我在閱讀其書時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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