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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中國近代文學中的憂患意識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2
（接上頁）么舉動，也被他這條軟麻繩綁住，一點兒都不能做，于是他依歸盜竊神器，依舊江山安然無恙，盜子賊孫，萬世帝王，盜親盜戚，萬世官吏……”
這種鮮明的反封建、反君主的積極主題和先進思想，是古代作家作品所望塵莫及的，正是這一點形成了近代文學有別于古代文學的特征之一。
2.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意識的覺醒。
古代作家表現(xiàn)強烈的民族意識、反對異族侵略的愛國主義作品并不鮮見。但嚴格意義上講，愛的更多的是本民族，作家常常是代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某一民族成員(主要是漢族)的利益而吶喊，因為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中心而逐步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唐代王昌齡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5)這里的所謂“胡”指是匈奴(蒙族)。“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斬樓蘭終不還。”(6)這里的“樓蘭，’(西域國名)指的是新疆少數(shù)民族。
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出現(xiàn)的同類作品中，作家代表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抗擊外國侵略，保衛(wèi)祖國領土完整而吶喊。如丘逢甲《送頌臣之臺灣》:“親友如相問，吾廬榜念臺。全輸非定局，已溺有燃灰。棄地原非策，呼天儻見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來。”此詩寫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當時隨同內(nèi)渡的護臺抗日義軍壯字營統(tǒng)領謝道隆(字頌臣)重訪臺灣，作者以詩勉之，并表達了自己為國雪恥的決心。作者是漢族人，但并不因當時是清王朝統(tǒng)治而不愛國。此外，像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一批憂國憂民的愛國志士，他們于國家遭難、民族垂危的年代，滿懷匡時濟世的遠大抱負，以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開始實現(xiàn)新型知識分子的雙向角色認同;他們既繼承發(fā)揚了我國歷史上士大夫的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同時又面對現(xiàn)實，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擔當起以文藝為武器啟蒙和喚醒民眾的責任。他們是政治家，躬身投身變革現(xiàn)實的斗爭;同時又是詩人、文學家，積極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從而在近代文化的歷史背景下，推進了“憂患意識”以及抗擊外侮侵略的民族斗爭精神內(nèi)容。足涉英倫、學貫中西的嚴復，以其“自強保種”的愛國心，首先向國人介紹西方社會進化論，用以取代我國傳統(tǒng)的“變異說”和體用論，進一步催化了近代思想家、文學家的自覺民族意識，引發(fā)起以救亡圖存為目標的憂患意識的深化和觀念形態(tài)的更新。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明確地提出，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了數(shù)千年的多民族國家，“民族有統(tǒng)一之形，無分割之勢”，認定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即“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的國家，主張發(fā)揚中華優(yōu)秀文明并“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的中西匯通之原則，把爭取民族獨立，重建國體與國家統(tǒng)一的目標緊緊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變革求新、奮發(fā)自強、振興中華，以及睜眼看世界，堅持民族平等的新概念，于20世紀初，極大地開拓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視野，增強了作家、思想家的歷史使命感、主權意識和凝聚全民族的團結抗爭意識，也深深影響到近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憂患意識和民族奮進精神。隨著資產(chǎn)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漲，以柳亞子、陳去病、高旭等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作家，繼承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文學革新傳統(tǒng)，成立了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盡管南社后期出現(xiàn)分化，但其“同人痛念時局淪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會猶如睡獅之未醒”的深沉憂患，提出“以改革惡俗，開通民智，提倡民族主義，喚起國家思想為唯一目的”的創(chuàng)作主旨，自覺地把小說戲曲納入啟蒙教育和政治鼓動的軌道。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國近代文學正是為中華民族意識之覺醒，反對列強侵略，團結全民族共同戰(zhàn)斗而呼號、吶喊。
總之，近代文學反對侵略斗爭、反對滿清統(tǒng)治，強調(diào)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為主題的作品與過去同類作品相比較，雖然二者都具有濃重的憂患意識，但近代文學作品不僅在主題意義方面深化了，而且具有不同的本質(zhì)特征，那就是:過去的這一類作品，屬于封建文學的范疇，而近代文學中的這一類作品，則已帶有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文學的性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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