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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基博與中國近代文學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2
錢基博（1887-1957）是我國近現(xiàn)代學問淹博的著名國學大師。他雖身逢亂世，卻秉承家學，矢志不改，不離典訓，著作等身，以自己一生的心力為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與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錢基博作為近現(xiàn)代中國赫赫有名的學者，為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所著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正是近代文學研究體系中一個重要的標志性的作品。清末民初，是一個社
會大變革的時期，也是文學史上由古典轉(zhuǎn)入現(xiàn)代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轉(zhuǎn)折時期。本書所談的，“起于王闿運，終于胡適之”，以近代文學為主，兼顧進入二十世紀后的所謂“舊文學”。斷代文學史以這一
時期文學作為內(nèi)容的，本書是極其重要的一部學術(shù)著作。雖然，此前的同類著作尚有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近三十年中國之文學》等。但它們的篇幅都
較小，評述也頗為簡略。錢基博立足近代，上溯明清，下探民國，正本溯源，以闊大的學術(shù)視野為這部斷代文學史奠定了深厚的文學史學價值。同時，作者對于這一時期文學界代表人物的時代背景、思
想根源等也有深層次的挖掘。
《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的一大特色，在于談近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時，十分注重他們與古典文學的傳承關(guān)系。如談王闿運，歸在“魏晉文”的名目下；談樊增祥與易順鼎，歸于“中晚唐詩”；談陳三立與鄭
孝胥，則歸入“宋詩”。本書作者將當時的文學分為二類：一為古文學，以王闿運、章太炎、劉師培、陳衍、王國維、吳梅等為代表；一為新文學，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士釗、胡適等為代表。
全書體例與史書中的《儒林傳》相仿佛，在人即為傳記，在書即為敘錄，文獻豐富，網(wǎng)羅廣博，時有一些文壇掌故穿插于中。與其他幾部專史為新文學張目不同，錢著敘述舊文學則較為詳盡，立論對舊
文學也多有回護。
傳統(tǒng)中國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審美價值，更牽涉政治、學術(shù)、人生等。離開了確定的時代氛圍與作者生平，散文研究很難做深入的探討。在錢基博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中，以專章的形
式為每一個值得在歷史上留名的作者記錄下了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從作者的生平，思想、創(chuàng)作到師承，既標明了每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又解讀了作家創(chuàng)作的源流和創(chuàng)新之處。錢基博將自己的心血之作
命名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卻不限于對作家作品的簡單介紹，而是廣泛涉及作家的交游、行止、論爭及參與時事的情況，往往對于同一事件的雙方，都能從論述兩方的不同單章中運用各自的角度加以
析理，從而更加真實地再現(xiàn)歷史真相，也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實的史料。
本書的第二個特色，正如錢基博以現(xiàn)代的學術(shù)觀點品評近代作品，在強調(diào)作品承繼古代文化精粹的同時，也能以現(xiàn)代理性態(tài)度看待這些作品在近代文學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中的尷尬與失落。他在增訂序言中
說：“此次增訂，有鄭重申敘，而為原書所未及者三事：第一、疑古非圣，五十年來，學風之變，其機發(fā)自湘之王闿運；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粵（康有為，梁啟超），而皖（胡適，陳獨秀），以
匯合于蜀（吳虞）；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厭，自清末以逮民國初元，所謂桐城文者，皆承吳汝綸以衍湘鄉(xiāng)曾文正公之一脈，暗以漢幟易趙幟，久矣；惟姚永概
永樸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載其清靜，而能止節(jié)淫濫耳。第三、詩之同光體，實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來；則是桐城之文，在清末雖久王而厭，而桐城之詩，在民初頗極盛難繼也。此三事，自
來未經(jīng)人道，特拈出之�！币藻X基博為代表的批評流派，他們承襲清末李慈銘的批評，但認識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新與舊的對立和交叉。他們承認“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再一味為“舊
文學”辯護；也不同意“新文學”干將們?nèi)嫖骰募みM主張。
在錢基博看來，近代社會，亦或是近代文學，最大的物質(zhì)在于轉(zhuǎn)變，在于西學東漸。如何看待這洶涌而來的西學浪潮，如何在這樣一個社會風氣極速異化的時代，確立自己的創(chuàng)作和評判原則，則是
判斷一個近代作者歷史地位的重要標準。一味守舊、視西洋學術(shù)如洪水猛獸固然不對，全盤西化也無異于削足適履，只是沖動地自亂陣腳而已。這種看似折衷的學術(shù)觀點在當時轟轟隆隆的新舊文學斗爭
中，無疑是一種兩頭不討好的做法。而這也正是錢基博在自己的學術(shù)道路上一直遵循的秉心直言的學術(shù)規(guī)范。所以，在這本《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中，錢基博不僅以專章形式分別論及清末民初的新、舊兩
派文學及其代表人物，在對每一個歷史人物的敘事中也注意到了新、舊兩方面的融合。以林紓為例，一方面，錢基博著力肯定了林紓在古文創(chuàng)作中為發(fā)展桐城文脈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當清之季，士（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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