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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最后20年文化討論之檢討
畢業(yè)論文網 2009/7/13
（接上頁）圍，使個別人滋生了嘩眾取寵 ，欺世盜名的‘玩兒文化心理’”[12]。這里所說既非毫無根據，也非危言聳聽。80年 代中期以后“黑馬”劉曉波的走紅，就是很好的例證。
最后，就社會功能而言，文化討論雖然為清算“左”傾錯誤和宣傳改革開放政策發(fā)揮 了積極作用，但其中的非理性因素也對社會穩(wěn)定產生不利影響。改革開放的前提是思想 解放，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思想解放運動，也出現(xiàn)了一股否定一切的思潮，其 直接后果就是導致道德失范和信仰出現(xiàn)危機。隨之而來的，是極端自由主義的泛濫和傳 統(tǒng)主義的崛起。一時“《河殤》熱”、“《易經》熱”、“氣功熱”、“新儒學熱”此 伏彼起。極端自由主義的泛濫直接導致了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而傳統(tǒng)主義中非理性因 素的猖獗則釀成了90年代中期的“法輪功”事件。換言之，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社會出 現(xiàn)的兩次重大社會事件，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會原因，但與文化討論中的非理性因 素亦非毫無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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