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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哈姆萊特”——論一類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矛盾心態(tài)
畢業(yè)論文網 2009/7/13
（接上頁）識分子的一種宿命：“它不得不陷于孤軍苦戰(zhàn)，與偽作的民歌一樣跟廣大人民隔絕的悲慘境地，它在不能不忍受孤寂者在堅忍中的痛苦，一個先覺者不能不有的痛苦。” 袁可嘉旗幟鮮明地懸擬“新詩現代化”，并把“現代詩”與“現代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想與世界上的現代國家在各方面并駕齊驅，詩的現代化怕是必須采取的途徑”。而詩的“現代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會與民族性產生矛盾的。他指出，“我們盡可以從民歌、民謠、民間舞蹈中獲取一些矯健的活力，必需的粗野，但我們顯然不能停止于活力與粗野上面，文化進展的壓力將逼迫我們放棄單純的愿望，而大踏步走向現代。”
不難想見，類似這樣的知識分子精神立場和“現代化”取向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矛盾沖突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二
饒有意味的是，這一場算不上激烈的論爭發(fā)生在新詩派和七月詩派之間，仿佛是一場發(fā)生在知識分子陣營內部的“相煎何太急”。
七月詩派的詩人兼批評家阿垅在﹤﹤﹤旗﹥片論﹥﹥ 中，以七月詩派固有的樂觀、昂揚的激情，進步的立場（并多少帶有小集團習氣），尖銳地批評穆旦的詩集﹤﹤旗﹥﹥：“沒有足夠吸引我的那些很強的東西�！薄昂退自娂牧硪粋�詩集（指七月同人孫鈿的同名詩集——引者）對比起來，他是根本缺乏孫鈿底那種堅實的行動性和堅毅的樂觀主義的。”阿垅指責穆旦詩集表露了“無可奈何的悲觀主義”、“冰冷的虛無主義”。
這與中國新詩派同人如唐是、陳敬容、王佐良等對穆旦的推崇備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國新詩派與七月詩派分歧與論爭的焦點是“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的矛盾。這個當時相當敏感的問題其實包涵或折射了諸如個體與集體，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的關系，“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啟蒙精神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需求的矛盾，文學的功用、目的（為誰和如何為）等復雜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
朱自清曾在﹤﹤新詩雜話﹥﹥中以一個五四知識分子特有的敏銳憂思過于強調“人民性“所可能帶來的弊病：勝利突然而來，卻越見沉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新緊縮了“嚴肅”那尺度。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贿^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這種擔憂典型地表現了一個傾向進步，但又不愿或尚未完全放棄知識分子立場和情趣的民主主義作家的矛盾的文藝思想。
阿垅在﹤﹤﹤新詩雜話﹥片論﹥﹥中對此作了激烈的辨誣。認為不能把罪過推給“人民性”�！笆堑�，‘人民性’是嚴肅的。但是，嚴肅并不等于不許歡樂，那種樂觀主義的光采，那種戰(zhàn)斗和勝利的狂歡與光榮，那種理想和行動的春情和歌曲！嚴肅并且是為了歡樂的�！卑③馀u了某些詩人的缺少“人民性”：“那種‘格律詩派’呀，‘象征詩’派呀，在那里面，卻更無從尋問什么‘人民性’的；就是說，在那里面，‘公眾世界’是連影子也不存在的�！�
袁可嘉較為系統(tǒng)地闡述他對這一矛盾的解決之構想，且?guī)缀跏敲鞔_地針對講求”人民性“的革命文藝界的。袁可嘉認為這兩支文學潮流，構成了“三十年來的新文學運動”的本體。他對這兩支潮流的描述，是不無感情偏向的：“一方面是旗幟鮮明，步伐整齊的‘人民文學’，一方面是低沉中見出深厚，零散中帶著堅韌的‘人的文學’；就眼前的實際的活動情形判斷，前者顯然是控制著文學市場的主流，后者則是默默中思索挖掘的潛流。”而在基本精神上，這兩者都“包含二個本位的認識”：“就文學與人生的關系說”，“人的文學”堅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人民的文學”則堅持“人民本位”或“階級本位”；“就文學作為一種活動而與其它活動（特別是活動）相對照說”，“人的文學”堅持文學本位或藝術本位，“人民的文學”則堅持“工具本位或宣傳本位（或斗爭本位）”。顯而易見，這兩者在根本上是矛盾沖突的。
雖然袁可嘉倡言“從比較尋修正，求和諧”而“敬向人民的文學進一言”：“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則下，我們必須堅持人的立場、生命的立場；在不歧視政治的作用下，我們必須堅持文學的立場，藝術的立場�！钡髡叩膫戎攸c在“堅持”二字，他是以抽象的普泛的靜止的“人”的標準為依據的，他的基本立場是立足于“人的文學”和“藝術的立場”的。他在根本上是主張文學的獨立性，文學與其它活動的“平行性”，而反對將文學當做“政治斗爭的工具”，“盡宣傳的功用”。
袁可嘉的另一些文章如﹤﹤論詩中的政治感傷性﹥﹥、﹤﹤對于詩的迷信﹥﹥等也都是徑直把矛頭對準“浪漫派“、“人民派”的。袁可嘉批評這一派“純粹以所表達的觀念本身來決定作品價值高下的標準”、“以詩情的粗獷為生命力的唯一表現形式”、“以技巧的粗劣為有力”，譏之為“流行眼前的強人相信詩足以引起政變，改善人民生計的洪流”。
此外,唐是針對當時對﹤﹤中國新詩﹥.﹥的一些嚴厲批評，曾經撰文進行了激烈的反批評。對﹤﹤中國新詩﹥﹥的這些批評并非全（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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