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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里的戰(zhàn)爭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3
（接上頁）人主義者，當然不愿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至此，毛澤東已經(jīng)交代得很清楚了：誰要固守其政治批判和社會批判的立場，沿用魯迅筆法，揭破和清洗自己陣營中的“一切骯臟和黑暗”，誰就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也就不可能為革命隊伍所容�，F(xiàn)實只容許接受，不容許批判，這是“革命知識分子”必須遵循的鐵的定律。
否定批判精神，必然同時否定獨立人格。毛澤東一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知識分子“不大能區(qū)別革命根據(jù)地和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并由此弄出許多錯誤�！彼嵝涯切┬轮R分子同志——
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jù)地，不但是經(jīng)歷了兩種地區(qū)，而且是經(jīng)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到了革命根據(jù)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任務，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
到了哪山唱哪山的歌。知識分子必須隨著時空的轉換而脫胎換骨。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他們固守精神世界的獨立性，堅決抵抗世俗權力向精神世界的擴張；并且以精神世界的主宰自傲，以世俗權力的看守者即道義制約的主體力量自命，對世俗權力即國民黨當局的專橫、腐敗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抨擊，這于共產(chǎn)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yè)是有利的，所以共產(chǎn)黨是大力推崇、大力支持的，所以才尊此前的魯迅，此后的李公仆、聞一多為民族英雄。但處在新的時空，即在革命根據(jù)地，領導黨不僅掌握了世俗權力，而且掌握了世間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領導黨因此不僅是“革命底物質(zhì)力量底指揮者”，還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發(fā)者”；不僅是世俗生活的天然主宰，還是精神世界的天然主宰。換言之，在革命根據(jù)地，物與靈并沒有判然分野，物與靈都在領導黨的管轄范疇之內(nèi)。這才是根據(jù)地與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真正區(qū)別”、上海亭子間與延安的“真正區(qū)別”。這個“真正區(qū)別”注定新知識分子必須實現(xiàn)由獨立人格向他律人格的轉換——既然領導黨全智全能、至善至美，個人的自主判斷、自主選擇也就喪失了合法性，新知識分子也就必須徹底犧牲其證偽本能，批判本能，徹底舍棄自我，無條件地服從領導黨。政治與文藝，政治家與文藝家的關系，因此只能是主屬關系而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雙駕馬車的關系。毛澤東堅定地宣稱：
在現(xiàn)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chǎn)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chǎn)階級整個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人類生活的兩岸，即此岸和彼岸，也是諸多對立統(tǒng)一關系中的一種，彼岸必須與此岸分離，并高于此岸，才能夠具有對于此岸的強大的制約力量和導向力量。通常說中國人有強烈的入世精神，這句話其實意味著，中國人的彼岸意識本來就很薄弱，彼岸與此岸的動態(tài)平衡因此在中國從來都不曾實現(xiàn)。沒有彼岸的強大制約和導向，此岸的良性運行也就成為不可能，中國社會因此總是走不出治亂相循的泥沼。中國的世俗性宗教極不發(fā)達，如果說中國人還有一點微弱的彼岸意識的話，那么這點微弱的彼岸意識則主要寄寓于文學藝術中。所以和世俗性宗教的極不發(fā)達相映照，中國的文學藝術一直蓬蓬勃勃，中華民族和法蘭西民族一樣以擅長文學藝術而著稱于世。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藝術對于此岸的超然性就顯得尤為重要。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所追求所呼吁的正是這樣一種超然性�！@種超然性的最大威脅，來自現(xiàn)實。政治本來只是政治而不可能是別的什么；它所追逐的實質(zhì)上永遠只是權力，而無論它出于一種什么樣的精神理由。它永遠只是此岸之物。但是，權力都有無限擴張的本能沖動，假若不是遇到另一種同樣強大的力量的阻遏，那么它的擴張就會無休無止，就會遠遠超乎此岸而侵入彼岸，政治就既是此岸又以彼岸自居，實則是此岸吞沒了彼岸。彼岸一旦被吞沒，對此岸的道義制約就從根本上消除了，政治批判和批判不復有生存空間。同時，作為一種虛擬的彼岸，政治暫時取得了神性，從此它不僅可憑借其強力迫使臣民順從，而且可憑借其神性令臣民頂禮膜拜。反抗不僅是不法，而且是不義。權力對人的全面征服因而也就是不可阻擋的。不能說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對這一前景已洞若觀火，但出于知識分子的敏感，他們確實對政治權力向彼岸的咄咄進逼之勢有所察覺并且深懷憂懼。他們并不是不明白毛澤東所說的上海亭子間與延安的“真正區(qū)別”，只不過是不能接受那樣一種“真正區(qū)別”。他們堅持物與靈的二元化，堅持將靈凌駕于物，實則是以彼岸的衛(wèi)護者自命，抵御政治權力向彼岸進逼，從而不可避免地要與政治權力發(fā)生劇烈沖突。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集體（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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