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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章士釗看20世紀中國思潮
畢業(yè)論文網 2009/7/13
（接上頁）政策之爭，否則就會走入歧途。辛亥革命后政黨蜂起，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鼓吹"毀黨造黨"，解散原有大小不一的各政黨，在充分討論政綱的基礎上，重新組合為兩大政黨。"茍黨義堅而黨界明，其為福將來之黨爭，乃無涯量。"39各種政治力量組合，包括兩大黨的形成，只能在政治風云翻卷中因勢利導，水到渠成；不可能在會議上按照某一定義或綱領整整齊齊地劃分疆界。從這個角度看，他的意見可謂書生氣十足。但是，他對政綱和政策重要性的論述，又是切中肯綮的。
3．政黨政治就是兩黨政治。"凡國家能獲政黨之福音，必其國內有兩大黨，而亦僅兩大黨，政綱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因此，"今之政黨，當以今之政府為對立黨，對于彼等之失策，盡力以攻之……彼而傾跌，我乃代之。"40辛亥革命后，同一切初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一樣，黨爭之中歪風四起，人身攻擊、在議會辯論中大打出手、砸爛對方機關報、陰謀傾軋……不一而足。章士釗再次反復耐心說明黨爭的正確途徑和尊重反對黨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政黨政治唯一條件，"即英儒梅依（T.E.May）所言’聽反對黨意見之流行’是也……下院議事法程恒設法保護反對黨，使得盡情攻擊政府是也。在他國或以反抗為不法，而英倫則’王之反對黨’一言，乃為黨爭之習語，知言者謂英倫政術之進步，實在此語發(fā)見（確立）以后。蓋不認反對黨為合法之團體，則其爭執(zhí)必走于偏私，或流于暴舉……是故欲謀政治上和平之改革，兩黨相代以用事，非認反對黨之所為為有益于國萬萬不可。且政黨不單行，凡一黨欲保其勢力之常新，斷不利他黨之消滅，而亦并不利他黨勢力之微弱。蓋失其對待者，已將無黨之可言，他黨力衰而己黨亦必至蟲生而物腐也。"41在專制傳統(tǒng)根深蒂固，民主政治開始起步的國家里，傳播這些政治的基本常識，是十分適時的。
4．要爭得國會議席，"其最宜注意者，則吾之政綱果為國民所熟知與否也……于是，為運動之先驅者，其為無數強有力之機關報。"42還要經常用各種方式"游說"，努力爭取國民支持。
在他看來，那時就應按照政黨政治之要求，推動國內政治生活向前。當時就有人質疑，昏庸的皇族內閣根本不知政黨為何物，資政院中也沒有什么政黨，高談政黨政治不是太不合時宜了嗎？他說："或有慮今之政府之不足言黨者，曰此非吾之所問也。進兵攻敵，而乃謂敵兵之營制乃不如我，遽而退兵，宋襄之疑，亦不為也。彼不自以為黨，而必假定其為黨而攻之……組織在野黨，必集矢于政府，乃政治之常經也。"43他認為，資政院有些議案結果所以不如人意，與議員尚未組成政黨不無關系。"故愚以為：資政院即無黨，而政黨部勒之法有可采用者，乃當采用之。"44一個國家的國民和精英只能在現代政治實際運作中學會現代政治。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從天而降。現代政治制度是逐步生成的。清末政治制度改革失敗，不等于當時的嘗試沒有意義。章士釗提請國人做的不過是進程的必修課。有這么一件事：1911年冬，章氏從英國回到國內，"謁宋遁初（教仁），寒暄乍已，主人捧剪報巨冊見示。則數年間，吾所寄京滬諸報論政文字咸在……吾笑謂遁初：’江左夷吾偌大本領，原來孕育于故紙堆中，亦自可喜�！莩跻砸恍σ妶�，兩俱莫逆。吾思之，吾重思之，遁初后來見毀，終為此類斷爛朝報所誤。"45宋教仁從1905年開始發(fā)表政論，早已關注憲政及其有關問題，不能說他的現代政治知識都來自章士釗；但他在這一方面曾受益于章氏，也是事實。辛亥革命后，他以更大的熱情注視著民主政制運作過程，解釋基本知識，批判偏離正軌的各種現象，成了極具力的著名政論家之一。
文化，包括政治文化需要積累。清末民初章士釗等人對政黨政治的論述，令中國知識階層的政治視野更加開闊，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積累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有關實踐失敗了，不等于這樣的思想積累沒有意義。只要看一看孫文畢生都沒有領會政黨政治的真諦，因而作出許多匪夷所思的錯誤決策，章士釗宣揚這些思想的意義就更加明顯了。46
（2） 法治與自由保障
這一時期章士釗在思想史上留下的又一重要建樹，是對公民自由和如何保障這些自由的訴求。
言論自由一直是章氏關注的焦點。清政府從1906年頒布《報章應守規(guī)則》開始，便利用惡法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資政院把原有的《大清報律》修訂為《欽定報律》，由皇帝頒布實行。章士釗立即成為抨擊這一惡法的引人注目的一員。他尖銳指出，政府此舉侵犯了公民的私權。假如政府或某個公民認為有那些言論違法，可以訴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程序解決；根本不需要什么報律。制定報律，并把書報送檢列入（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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