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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審判詞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14
——一個罪人對二十世紀文化的理性反思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已經(jīng)由生動的過程變成學的對象了。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價值重估開始成為中國知識的焦點論題。在絕大多數(shù)等民間立場的批評的語言體系中，二十世紀中國文化是與下面的詞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欠缺、罪責、失語、后殖民語境，等等。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所舉行的秘密葬禮正演變成公開的審判儀式，對于心懷焦慮、渴望、自卑的審判者來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絕不是令他們驕傲的存在，屬于它的最大的文化功臣也由于它的欠缺而負有罪責。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愿意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辯護的人寥寥無幾。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審判正在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的主流意識，因而對于二十紀中國文化的審判可以視為中國文化的自我審判，勇于自我審判是一種文化擁有未來的標志，所以，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始于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審判是絕對的祥兆。我敢預言二十二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將感謝這次審判，正如我們現(xiàn)在仍需感謝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開創(chuàng)者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審判一樣�，F(xiàn)在我們最需要做的工作乃是如何使這種審判更富有建設性，而不應讓它停留在情緒化的否定層面上。作為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本文將以理性的態(tài)度追問：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缺什么？
一、建構精神的夭折與建構能力的世紀性欠缺
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文化雖然也對外來文化進行了有限的綜合，但從總體上是在孔子、孟子、老子等人創(chuàng)造的可能性空間中的。所謂中國文化在二千年里缺乏真正的革命，指正是這個意思。文化的可能性空間有其邊界，但這邊界對于終生停留在其內(nèi)部的人來說是未知的。從這個角度看，鴉片戰(zhàn)爭以來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沖擊恰恰相反恰恰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勘測傳統(tǒng)文化邊界的參照，中國知識分子正是通過西方文化產(chǎn)生了對中國文化的欠缺意識的。一種獨立發(fā)展的文化在受到外來文化沖擊時首先產(chǎn)生必然是同化對方的沖動和籌劃，而當此沖動和籌劃失敗時，則會沿著下述兩個路線對待它：（1）抗拒；（2）對話。在外強我弱的文化語境中，對外來文化的抗拒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情這種抗拒的人看到的是悲壯的失敗，反對它的人則只是目睹了一場喜劇性的衰落，而抗拒者除了收獲頑固者的綽號和失敗者的恥辱外，至多只能將自己囚禁在對昔日輝煌的回憶中，以與主流文化隔絕為代價來安慰自己。因此，當時的大多數(shù)知識他子都于覺醒中意識到與外來文化的對話已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生存的前提。與外來強勢文化的對話有三種形態(tài)：（1）借鑒；（2）希望對方同化自己；（3）通過建立更強大和開放的本土文化來同化對方。由于五•四時期的西方外來文化是與個性、自由、民主、等解放性因素聯(lián)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少代表進步勢力的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采取的是“希望對方同化自己”的對話方針。通過建立更強大和開放的本土文化來同化西方文化在當時未被提上議事日程，“拿來主義”成為主導性的文化策略。這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建構能力的不足埋下了伏筆。我們在贊美魯迅、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革命性時不應忘記：正因為他們在世紀初缺乏更高遠的文化視野，二十世紀中國文化才從總全體上未擺脫殖民語境和后殖民語境。
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策略上的另一個失誤是：無論是激進的“希望對方同化自己”者，還是溫和的借鑒論者，所奉行的都是文化工具主義。他們不把文化看作一種本體性存在，而僅僅視之為工具——改革的工具、救亡的工具、改造國民性的工具。這樣，文化自身的本體論建構就被忽略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作為整體缺乏為文化而文化的純粹建構意識，文化工具主義的支配使他們的文化建構大都過于匆忙和粗糙，其成果也不如人意。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從總體上講缺乏世界性的大師，也沒有真正超越了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分法的思想體系。即使是熊十力、金岳霖、馮友蘭等進行了純粹的體系性建構的文化大師，其思想也存在著致命的欠缺。本文將通過這種欠缺來審判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
熊十力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版的《新唯識論》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思想文本之一，它與金岳霖的《論道》和《知識論》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最高點和最亮點。新唯識論將佛學、儒學、西方整合為獨特的個人體系，其運思之精致和其內(nèi)涵之博大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上均屬獨一無二。著名哲學史家張岱年先生甚至認為“熊十力的哲學思想的深沉淵奧不亞于海德格爾�！� 但是，如果我們冷靜地審視熊氏體系，就會發(fā)現(xiàn)其明顯不足：他寫作《新唯識論》時，世界哲學的前沿部分已發(fā)展到生命哲學階段，而《新唯識論》所走的仍是傳統(tǒng)認識論和本體論的套路，在世界哲學史上的位置與海德格爾哲學相比落后一個——后者是哲學，熊氏體系則屬近代哲學范疇。構成熊氏體系核心的本體說、翕辟說、體用說均是用近代哲學的方式解決近代乃至前近代哲學的。除了體系上的落后性外，熊氏學（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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