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布雷與中國知識分子問題
（作者未知） 2009/7/14
這就是說，知識分子的地位高下是依據(jù)他們與媒介接近程度來劃分的，這種接近也就是影響和權力的力量�；氐剿麑χR分子"去魅"的結論上來，德步雷實際上是主張，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重要功能就是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影響，而這種過程有賴于他們獲得或擴大影響的種種手段。媒介取代大學和出版社轉而成為文化和知識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說明了社會的巨大變遷。正像法蘭克福學派所持的立場一樣，德布雷的基本看法是，大眾媒介是社會的象征權力，知識分子自60年代以來，離開了大學和出版社的依托，轉向大眾媒介，這無疑說明了大學和出版社作為文化合法化重要形式的衰落。同時，在他看來，這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道義上的背叛。在此基礎上，他得出了一個更加偏激的結論：當代法國現(xiàn)代文化的墮落，原因之一就是知識分子與媒介聯(lián)姻，他們已經蛻變?yōu)?quot;追逐名聲的動物"。假如說大學作為文化合法化手段，而教師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尚能為社會提供一定程度的自律性和高雅文化的話，那么，大眾媒介便消解了這種可能性。大學的衰落直接導致了兩個后果，其一，作為批判的人文學科的瓦解；其二，知識階層在另一霸權條件下重新組織起來。道理很簡單，大眾媒介所依循的是嚴格的"市場邏輯"，這必然使得民眾"同質化"，進而消滅了各種獨立的聲音和判斷。尤其是資本對知識階層的直接控制，最終將瓦解古典知識階層的根基。所以今天的學院里，流行的做法是如何滿足學生就業(yè)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開啟和誘導。[7]這個問題也是西方知識界晚近的熱門話題。知識的生產和學術的導向越來越多地受到大公司、財團、基金會、政府基金等外部資本的誘導和限制。哪種傳統(tǒng)的自由思想和個人興趣的日趨衰落。[8]在30年代到60年代間的法國，出版社是生產和編輯支配著流通，而出版社的衰落則是相反，流通壓倒了生產和編輯。這是文化貧困化的征兆。在德布雷看來，出版社所以衰落，原因在于它不再有一種在文學知識階層的"磁場"中極化可能性，因而出版社的游戲規(guī)則完全被媒介和流通的規(guī)則所取代。如果說出版社占支配地位的時期意味著知識分子和一般公眾的交流是可能的話，那么，在大眾媒介占主導地位時期，出版社和學術都轉向屈從于市場法則和資本流通。"教師"和"作家"的衰落，則是"名流"的崛起。在德布雷看來，"名流"乃是知識分子追求"影響的權力"的合乎邏輯的結果。只要看一看熱門的電視節(jié)目中頻頻出現(xiàn)的知識分子，暢銷書的作者，或成功研究的學者，他們頻繁地出現(xiàn)在屏幕上，又不斷地被其他媒介反復提及和再現(xiàn)，于是，他們便獲得了向公眾談論公共事物的權力，并隨著出鏡率和收視率的上升，其權力、地位和商業(yè)價值也不斷上漲。就與媒體的關系而言，他們并不是把各種媒體合法化，而是相反，他們從媒體中獲得了自身合法化。當然，這個過程中他們本身也同時進一步強化了媒體的合法化。這里，我們不禁想到了法國另一位學者布爾迪厄的看法，他在頗具爭議的《論電視》中，深刻地剖析了媒介和知識分子"互搭梯子"的共謀關系。一方面，媒介為知識分子提高自己文化資本提供了場所；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又利用媒體來提高媒體的收視率。其結果是雙方的互惠互利。電視媒介可以利用自身的影響，通過"評選最佳圖書"之類的節(jié)目的策劃和實施，來消解文學自身的自律性和優(yōu)秀標準，進而以某種"象征暴力"手段來改變知識界或文藝界關于優(yōu)秀的標準，并使之適合于商業(yè)化的價值。[9]德布雷的看法很明確，在大學和出版社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時期，文化與知識的自身價值尚存在，而在媒介主導時期，市場化價值取而代之。決定一個文本市場價值的是作者的形象和言說所提供的快感，而不是文本自身所提供的快感。作品的價值被非作品的外在媒介價值所取代，的尺度決定著文化生產的整個過程。
依據(jù)德布雷的系統(tǒng)，我們可以歸納出藝術一些結論性的看法："教授、作家和名流"，這是法國知識分子的三種代表形態(tài)，它們與大學、出版社和大眾媒介這三種相繼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制度形式相對應。恰如美國學者波衛(wèi)所指出的那樣："由于他或她追求某種權力效果，所以，知識分子便生存于一種背叛的狀態(tài)之中。簡而言之，這是某種吸納、消耗和耗盡別人時間的權力。德布雷帶有格言式地寫道，知識分子并不是生來就是對人們言說的，而是生來聆聽的。結果是，知識分子轉向了技術的和文化的講臺，這就提供了大量的聽眾，正是他們的注意使得知識分子的存在變得正當了。"[10]
這里，德布雷提出了一個西方左派都無法避免的問題：那就是在媒介社會，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日漸衰微，人文學科逐漸喪失了作為批判思想源泉的地位，（未完，下一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