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性與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危機與重構
（作者未知） 2009/7/14
（接上頁）同的問題時提供思考的背景，從而使我們能更正確地面對個問題。
一：近代中國的社會危機與尋求解決文化認同的危機的探索
認同危機的核心問題如何解決傳統(tǒng)遺產與現代觀念之間的沖突，同時也涉及在地方性意識與世界慣例之間的兩難抉擇。20世紀初，這個問題的解決是以全面懷疑儒家的價值作為其立場的。熟悉近代中國歷史的都知道，對于中國傳統(tǒng)思想資源的懷疑是隨著社會危機的不斷加劇而深化的，逐漸由技術性的“器物”和“制度”而進于觀念性“道”，其中儒家作為傳統(tǒng)思想的主導性觀念受到最為嚴厲的批評。
其實，對于接受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儒家傳統(tǒng)中的“道器”范疇可以有效地排除價值觀上的緊張，即通過“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和“中體西用”這樣的口號，來強調儒家道德的優(yōu)越性。但是康有為等人則是更直接地思考制度變革中傳統(tǒng)價值觀的意義，首先是他意識到中國的制度變革的不可避免性，但他依然堅持要從傳統(tǒng)的儒家的思想資源中發(fā)掘這種變革的合理性。這是他寫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原因。
1891年前后，在廣州晤見了今文經學家廖平之后，康有為深受啟發(fā)，開始從今文經學中吸取可資運用的來作為議政的依據，這些建構主要體現在《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中。
在《新學偽經考》，康有為首先將古文經學宣布為劉歆偽造，同時宣稱劉歆的所作所為，使人們看不到孔子作為“制憲者”的形象，并導致人們由于懼怕“非圣無法”而所應存有的改革的想法。
康有為將一些經典判定為偽經是有他現實的目的，就是要將孔子塑造成改革家和萬世立法的制憲家。在他看來，三代之治只是孔子為后代人樹立的樣板，而非實有其事。而劉歆的做法便是將孔子的功勞錯按在周公的頭上，使孔子的真實意圖得不到呈現。他說劉歆“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為傳，于是掃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為斷爛朝報�！边@樣一來，六經的真意便被誤解，所以他強調：“凡后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盵7]在視儒家經典為萬世不易之真理的，居然將一部分經典判為“偽經”，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的沖擊之巨大是不難想象的，以致當時許多人要求禁毀這部書籍。
《新學偽經考》只是康有為維新理論基礎的基礎之一，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發(fā)揮今文學的傳統(tǒng)，寫成以《禮運注》、《春秋董氏學》和《孔子改制考》為代表一系列著作，利用公羊學的“通三統(tǒng)”“張三世”的觀點，提出系統(tǒng)的歷史進化觀念，構造了一個“托古改制”的理論體系。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指出：孔子之前的歷史完全是孔子為了救世改制而虛構出來的，中國的歷史要到秦漢之后才可考信�！坝捎跁奔�，混混茫茫”，所以周秦諸子百家紛紛出來創(chuàng)立各自的教義，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制度來勸導當時的統(tǒng)治階層，并假托這些制度是古代曾經實施過的。而孔子創(chuàng)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創(chuàng)造的堯、舜、禹、湯、文、武的政教禮法，編撰六經作為“托古改制”的根據。經過與諸子百家之間的爭論，逐漸取得了優(yōu)勢。因為儒教教義最完善，制度最完備，徒眾最多，所以在漢武帝時取得一統(tǒng)的地位，孔子也就成為“萬世教主”。[8]
康有為之“托古改制”理論，完全是為了他的政治變革主張?zhí)峁├碚撝С�。[9]但康有為之深謀遠慮之處在于，他深刻地關注到制度變革的同時所必然帶來的儒家思想的安頓問題。所以一方面他強調必須廢除科舉，推行西政西學，但同時又在新的制度設計中為儒家尋找新的生長點。他考察西方的經驗后認為西方的教會制度是實施制度變革之后儒家最可能依托的制度性資源。
康有為最初將孔子視為“教主”應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光緒十四年，長素至京師，上書請變法，格不達。次年會里，始言孔子創(chuàng)教”。[10]1891年在給朱一新的信中說：“仆之急急以強國為事者，亦以衛(wèi)教也。沮格而歸，屏絕雜書，日夜窮孔子之學，乃得非常異義，而后知孔子為創(chuàng)教之圣。立人倫、創(chuàng)井田，發(fā)三統(tǒng)、明文質、道堯舜，演陰陽，精微深博，無所不包�！盵11]
1895年，康有為在“公車上書”就建言立“道學”一科，便用一種新的制度化的方式來保證儒家思想的傳播和影響力，以挽救“人心之壞”，抵御“異教”的誘惑。具體的舉措包括所設孔廟，獎勵去海外傳播儒家“教義”的人。[12]
戊戌變法前夕，康有為的設想越來越具體。在一份（光緒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請商定教案，厘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xiāng)邑增設文廟，并呈﹤孔子改制考﹥，以尊圣師保大教絕禍萌折》中康有為的思路有兩條:即將儒家改造成西方宗教的教會化方式，同時廢除科舉。到1898年，康有為在北京建立保國會，強調他將“保國”和“保教”相聯(lián)系的主張。這種將“國”之存亡與“教”之存亡相關聯(lián)的方式是康有為深思熟慮的結果，他甚（未完，下一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