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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立法模式及發(fā)展趨勢
（作者未知） 2009/7/31
（接上頁）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第177頁。）即如果公司經(jīng)營效率不高，或者董事會不能起到應有的監(jiān)督作用，股東將會采用“用腳投票”的機制使公司股票的市場價格低于正常狀況；若外部投資者能夠正確地觀測股票下跌的原因，就會在股票市場上發(fā)動接管而取得公司的控制權，進而以股東的身份行使“用手投票”的權利。所以，在美國模式中，即使是在董事會缺乏監(jiān)督激勵的情況下，法人控制權市場仍然迫使經(jīng)營者為股東的利益工作。（注：參見（美）J•弗雷德•威斯通等著：《兼并、重組與公司控制》，唐旭等譯，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頁。）
建立在股東主權加競爭基礎上的法人控制權市場的美國模式，雖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一定的理論背景下，對經(jīng)營者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但在實踐中也日益顯示出了其局限性。（注：參見聶德宗：《對內(nèi)部人控制的治理：美國公司治理模式及其變遷》，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5期。）因此，自本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前后，美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變化。
1.股東的主權地位日趨衰落
美國學理對股東主權模式的爭論，最早可以追塑到本世紀30年代初的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的論戰(zhàn)。這場論戰(zhàn)的誘因是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價格狂泄所引發(fā)的“三十年代大危機”。在這場危機中，隨著胡佛所信奉的“剛毅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的失敗，引發(fā)了一場“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的大論戰(zhàn)。反映在法學界，其中一個重要的論題就是人們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爭論。以哈佛大學法學院Dodd教授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現(xiàn)在有這樣一種認識正在增長，即不僅公司要對社會承擔責任，而且控制公司活動的經(jīng)營者也應對社會承擔責任”，（注：Dodd(1932),"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Harvarard Law Review 45.）但Dodd教授的上述觀點受到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Berle等人的反對，Berle認為，商事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股東賺錢；否則，現(xiàn)在以公司形式動員和聚集的經(jīng)濟力量就會輕易地、低效率地轉移到經(jīng)營者之手。但是，隨著羅斯福新政的實施以及當時美國興起的“法律的社會控制”的勝利，這場論戰(zhàn)最后以Berle等人的認輸而告終。本世紀70年代，在新制度學派所倡導的“企業(yè)的契約性質(zhì)”這一理論的推動下，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公司是一個由不同的生產(chǎn)要素所有者等利害關系人組成的契約，公司的經(jīng)營者在以公司的名義從事經(jīng)營活動時除了考慮股東的利益外，還應考慮其它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并受到他們的治理。受此影響，自本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各州對公司立法進行了修正�，F(xiàn)行的公司立法雖然沒有放棄公司的經(jīng)營者必須為股東賺錢并受他們治理的理論，但為其增添了新的內(nèi)容：即經(jīng)營者除了對股東負責外，還應對非股東的利害關系人承擔責任。
2.政府和法律對競爭的法人控制權市場的干預增強
在60年代末期之前，典型的接管是通過兩個或者更多的公司“友好”協(xié)商實現(xiàn)的。但在60年代的混合兼并中，出現(xiàn)了一股給商業(yè)社會帶來極大損害的“敵意接管”現(xiàn)象。1965年10月，參議員威廉姆森倡議通過立法來保護目標公司。盡管他的初次努力失敗了，但他的第二次努力卻獲得了成功。這樣，《威廉姆森法案》(Harrison Williams Act)在1968年成為了聯(lián)邦法律，該法案聲稱其目標是為了不使目標公司被快速而又秘密地接管。（注：參見（美）J•弗德雷•威斯通等著：《兼并、重組與公司控制》，第460-461頁。）威廉姆森法案一出臺，各州便很快掀起了一場反接管的立法浪潮。到了70年代中期，反接管已遍布各州，并且有些內(nèi)容已經(jīng)超過了作為聯(lián)邦法的威廉姆森法所規(guī)定的內(nèi)容，其“合憲性”受到置疑。因為根據(jù)美國憲法規(guī)定，各州不能用州立法來限制州際商業(yè)活動，也不能頒布與聯(lián)邦法律相沖突的法律，（注：（美）杰羅姆•巴倫等著：《美國憲法概論》，劉瑞祥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4頁。）所以，這些立法很快遭到了接管者的攻擊，并于1982年被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宣布為“非法”。然而，1987年4月，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審理CTS Corp V. Dynamics Corp of America一案中認為，各州可以通過公司立法來限制敵意接管。（注：Rober roman(1993),"The Genius of American Corporate Law" The AEL Press.）此后，盡管事先通知或不通知公司的經(jīng)營者而直接向目標公司股東發(fā)出（未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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