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述而不作”的方法論思考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2009/7/31
（接上頁）《中庸》，都是來傳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樣郁郁不得志的情況下，“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幾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蘭陵著書立說，他對為什么要學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經(jīng)無所不包，只要學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梢哉f荀子的思想與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脈相承的。
但社會在進步，時代在發(fā)展，后世的情況與前代已經(jīng)很不相同了，古先圣賢的言論似乎已經(jīng)不能包羅一切了，怎么辦呢？于是后世的人們不斷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的經(jīng)典，從“十三經(jīng)”的確立便可以看出古人的思路。孔子時代，并沒有自封為圣人，《論語》成書后也沒有很快成為經(jīng)典，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候，才將《論語》連同《孝經(jīng)》一起列為經(jīng)典，才有“七經(jīng)”說，唐代又發(fā)展為“九經(jīng)”，宋代有“十二經(jīng)”，將《孟子》列入經(jīng)典后，便有了“十三經(jīng)”之說。有了這些經(jīng)典之后，歷代的儒生們便有了“述而不作”的條件和依據(jù)。他們只要去注釋經(jīng)典即可，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也不敢任意去表達，只是在注釋的時候才闡發(fā)出自己的思想。注釋的方式也五花八門，先是前代人的注，可時間久了，前代人對經(jīng)典的“注”后代人看不懂了，于是后代人便去再注釋前代人的“注”，這便是“疏”，經(jīng)歷代人的努力，便有了“十三經(jīng)注疏”�？梢哉f，在幾千年的時間中，“我注六經(jīng)”一直成為中國人著書的一個傳統(tǒng)，這也是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演變而來的。中國古代，經(jīng)學的繁盛也與孔子的“述而不作”有關，既然儒家的祖師爺孔子都這么做了，后世的人還有誰敢不去照辦呢？只有那些離經(jīng)叛道的人才轉向文學的創(chuàng)作，轉向詩詞歌賦和小說的寫作，那也是一種無奈之舉。
“述而不作”作為一種學術風格或方法論，一方面我們要學習、借鑒它，學以致用，注重實效；另一方面，對前人的理論、學說進行解釋和說明，本是個人的學術自由，可是如果學術界普遍采用這種方法，那么對我們的學術進步、對整個社會的進步是不利的。因為這不利于激發(fā)人們的創(chuàng)新熱情和激情，不利于解放人、開發(fā)人。
注釋
[1]周遠斌，《述而不作本義考》，《理論學刊》， 2006年第1期
|